【沈旭暉國際政治錄音室🇯🇪🇮🇪】剛才的「香港北愛爾蘭化」分享會，用了上週Roger Chung live的《Sunday Bloody Sunday》開場，關於這首神曲的背景，4年前曾經介紹過，當時自然沒有甚麼人理會，但現在可能不一樣。
//近日一份英國解密檔案顯示，在港英管治晚期，有北愛爾蘭官員曾「認真考慮」一位學者的建議，讓全體香港人移居北愛；媒體報導後，當事人又說這只是「英式幽默」。無論這建議有沒有可行性，純粹藝術創作，想像全體香港人真的移民當時的北愛爾蘭，確實具有相當創作空間，因為他們會無可避免捲入北愛抗爭的前線。今天的香港人只認識《海闊天空》，但假如他們住在北愛，就不得不認識北愛抗爭神曲：《Sunday Bloody Sunday》。
這首歌來自愛爾蘭搖滾樂隊U2在1983年推出的專輯《War》，開宗明義指涉1972年北愛衝突高峰期爆發的「流血星期日」（Bloody Sunday）鎮壓事件，成為英國「北愛爾蘭問題」（The Troubles）年代的流行文化標記，被不同媒體評選為史上最經典抗爭歌曲之一。要了解這首歌，就得對北愛問題有基本了解。
北愛爾蘭由阿爾斯特六郡組成，原來於南愛爾蘭是一個整體。但在1918年英國大選，主張愛爾蘭獨立的新芬黨雖然贏得愛爾蘭整體七成選票，但在北部阿爾斯特九郡之中，在新教徒佔多數的六郡全線敗選。英國政府遂於1920年頒布《愛爾蘭仲裁法》，將該六郡劃為「北愛爾蘭」。1921年愛爾蘭獨立戰爭後，根據《英愛條約》，信奉天主教的「愛爾蘭自由邦」成立，但阿爾斯特六郡也引用條約賦予的自決權退出自由邦，留在聯合王國。此後北愛存在嚴重分裂，「聯合派」（unionism）、新教徒支持留在英國，「民族派」（Irish nationalism）、天主教徒一直尋求加入愛爾蘭。
1960年代末期，兩派爭拗愈趨激烈，雙方軍事組織持續爆發流血衝突，北愛政府尋求英國派軍維持秩序。「民族派」起初也歡迎英國駐軍，因為他們認為北愛政府和警察偏袒聯合派、新教徒。例如1971年訂立「未經審判拘留制度」後，共有350人被拘留，當中只有3人是聯合派新教徒。但他們對英軍的信任迅速崩潰，正是因為1972年1月30日爆發的「流血星期日」事件：當時英軍武力鎮壓脫離大隊的遊行人仕，並向人群開槍，造成12人死亡，多人受傷，據目擊者證供，英軍當時瞄準遊行人仕、救援人員及記者，而他們並沒有手持武器，並且正向安全地點逃離。事件令「民族派」對英軍失望，兩派衝突更加激烈，英國政府遂於1972年解除北愛自治權，「民族派」的愛爾蘭共和軍（IRI）則成為冷戰期間最著名的恐怖組織。
《Sunday Bloody Sunday》一曲，正是以這背景寫成。由於事件是「民族派」的反英里程碑，令U2一度被認為是共和軍的支持者，但這樣的激進標籤，並非一隊流行樂隊希望得到的。北愛爾蘭亞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Ulster）社會學教授Bill Rolston曾經撰文分析，指U2當時也意識到這一點，因此在其後表演中，刻意宣示反對激進行動的訊息，以免落入「聯合派」和「民族派」的二元對立，只集中提出追求和平的理念。
例如，在每次現場演唱《Sunday Bloody Sunday》前，主音Bono都會口號式的、有點此地無銀地聲明：「This is not a rebel song」。U2後期演唱會總有一幕，Bono撕爛愛爾蘭橙白綠三色旗幟，只留下象徵和平的白色布條披在身上。《Sunday Bloody Sunday》歌詞第一句原為「Don’t talk to me about the rights of the IRA」，後來也改作「I can’t believe the news today」，令歌曲傳遞厭倦北愛兩派衝突的訊息更加強烈，同時與激進共和派劃清界線。Niall Stokes在《U2: Into the Heart: The Stories Behind Every Song》一書中，指「《Sunday Bloody Sunday確實是一首抗爭歌曲－－反抗的並非北愛各派系中的任何一方，而是各方之間似乎永無休止的暴力衝突惡性循環》」。這樣的訊息，不但拯救了這首歌的命運，也令它成為搖滾長青之作。
但無可否認的是，U2在云云搖滾樂隊當中，是最具政治、社會意識的代表之一。他們發表的包括《Sunday Bloody Sunday》在內的不少作品，都圍繞當時英倫三島上的政治、宗教、體制紛爭，成為一個時代英倫、愛爾蘭政局的流行文化標記。U2成名並登上神壇後，也刻意在北愛問題上發揮文化、政治影響力，最著名的是在1998年英國和愛爾蘭簽訂締結北愛和平進程的《貝爾法斯特協議》（Good Friday Agreement）前夕，正在貝爾法斯特演出的U2，邀請各黨派政客上台呼籲民眾支持協議，締結聯合和民族兩派政黨大和解，確實也貫徹了《Sunday Bloody Sunday》中終止兩派鬥爭的訊息。
其實U2的社會參與，可謂一以貫之。早在1986年，U2已聯同其他愛爾蘭樂隊、音樂人，在都柏林籌辦了一場名為「Self Aid」的慈善音樂會，旨在協助當時愛爾蘭接近廿五萬的失業人口，歷時14個小時的音樂會，數百萬英鎊收益成立了失業基金。其後，U2以樂隊或成員個人名義參與的慈善事業，更衝出愛爾蘭，不時與國際特赦組織、綠色和平等合作，參與國際慈善音樂會、探訪活動，以至成立基金等。2001年，U2發表《Walk On》，獻予當時仍被軟禁的緬甸反對派領袖昂山素姬；2003年，成員Bono與the Edge參與由南非前總統曼德拉號召的「46664」音樂會，呼籲各界關注南非愛滋病。2006年，Bono先是有份創立「Product Red」品牌，連結Nike、可口可樂、Apple Inc.等跨國企業，為全球對抗愛滋病基金（Global Fund to Fight AIDS）籌募經費；後來又創辦非牟利團體「ONE Campaign」，拯救非洲以至全球的赤貧人口。假如有一個「樂壇和平獎」，今天的Bono，絕對是大熱。
《Sunday Bloody Sunday》的演化歷史，透視了一個真理：一首長青的抗爭歌曲，總不能只應用在單一場景，也不能只針對單一群組，否則只會被種種排他性強的激進組織利用。仇恨與大愛、自私與無私，從來是一線之差，U2和Bono的成就，正正是佐證。問題是，假如全體香港人出現在當時的北愛，又會怎樣領略這首神曲呢？//
https://simonshen.blog/2015/10/04/sunday-bloody-sunday：北愛爾蘭神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