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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改大錯特錯，通識
通通不識 ～丘成桐～

丘成桐是土生土長的
國際知名數學家，多
年來，只要香港有大
學出現校長空缺，都
不期然會想起他。但
他從不動心，不是對
香港沒有感情，而是
有感這一代年輕人不
尊師重道，大學校長
夾在政府和學生之間
，無法在學術上貢獻
所長。愛之深，責之切，丘教授接受本刊
訪問時，直指回歸後
中學教育完全失敗，
孕育出一代缺乏歷史感、文化觀，沒有理想、楷模的年輕人！

丘成桐整個成長階段
都在香港度過，接受
的是港英殖民地教育
。17歲培正中學畢業後，入讀香港中文大
學數學系，三年便完
成四年制的大學課程
，隨即赴美國加州柏
克萊大學深造，在著
名華裔數學家陳省身
教授指導下，僅用二
年就取得博士學位。

1982年，因攻破困擾數學界四分之一世紀
的「卡拉比猜想」( Calabi'sconjecture )，丘成桐獲頒被視為
數學界諾貝爾獎的「
菲爾斯數學獎」（Fields Medal）。

對於香港教育的變遷
，丘成桐了然於胸，
也感觸良多。去年12月，他回港為恒隆數
學獎擔任評審，出席
參賽者答辯會。剛升
讀中文大學一年級的
金獎得主梁辰楷令他
留下深刻印象，欣賞
梁同學基於興趣鑽研
數學，動機單純。但
另一方面，他又察覺
時下香港年輕人普遍
積習深重。

做校長要怕學生又怕
政府

今年68歲的他對教育仍然孜孜不倦，中美
兩地飛，擔任哈佛大
學 William Caspar Graustein講座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學數學研
究所所長。過往每逢
香港有大學遴選校長
，丘成桐總被認為是
適合人選。可惜他始
終興趣缺缺，「不能
夠發揮我所長，回來
有何用？」他道出做
校長的目標是：要能
夠在學術上做出成績
！「現時大學校長的
困境是既怕學生，又
怕政府，結果什麼也
做不來。」

母校中文大學正展開
遴選新校長程序，接
替2018年離任的沈祖堯。早前有中大學生
代表要列席新校長遴
選委員會，遭校董會
拒絕。在此之前，不
同院校學生衝擊校委
會或圍堵校董會事件
時有所聞。

丘成桐不怕大學政治化，但最看不過眼年
輕人動輒拿美國來相比，「以為美國很民主，民主到可以胡說
八道」。

「我在美國47年，從
未聽聞有一間大學可
以讓學生加入遴選委
員會，事實上連教授
也未能加入」。他以
哈佛為例，自己作為
教授，僅獲校董會發
電郵邀請表達意見，
最終決定權仍在校董會。「一個剛中學畢
業的學生，對大學運
作一無所知，學問未
有基礎，何以會覺得
自己有資格選校長呢
？」

他坦言高等教育本來
就是不民主，「假如
民主，為何是我作為
你的導師？為何是我
決定你能否取得博士
學位？雙方地位非對等，因我比你知得多
，否則何須跟我學習
？」丘成桐憶述自己
就讀中大時， 當時覺得遴選制度很合理，「不知為何這十多年
間完全改變了！我覺
得很多事情是因為中
學教育失敗，學生缺
乏對民主和文化的基
本了解！」

抗爭不忘尊師、守法

丘成桐經歷香港火紅
年代，讀書時亦有參
與社會抗爭、保釣運動，那時社會對立不
比現時少，有些學生
更被懷疑是共產黨，
但師生間仍然互相尊重。

對於有人形容現時的
學生有如文革時期的
紅衛兵，丘教授覺得
學生尚未對老師作出
身體傷害，但言語上
的傷害亦相去不遠矣
！「在美國，學生雖
會直呼我，但基本上
是尊重的，因為知道
我們教授的學識比他
們高。」他慨嘆，中
港台學生法律觀念一
直都很薄弱，近年更
變本加厲。他舉例說
，四十多年前參與保
釣運動時，一些同學
過馬路「衝紅燈」，
他想阻止，對方卻稱「我們在搞革命，何
須遵守法律？」

丘成桐認為，抗爭要
在法律下進行。「沒
有法律基礎，民主便
不存在！會變成我丘
成桐口中說的就是民主，你說的便不是，
我比你更民主，但這
怎算民主！」對於有
年輕人宣稱香港是一
個民族，應該獨立，
丘教授以「可悲」、 「不幸」來形容，認
為這是因為香港過去
十多年取消中國歷史
作為必修科，導致年
輕一代對自己的文化
根源缺乏認識，未能
建立與中國的感情所致。

丘教授直指，回歸後
教育政策制訂者難辭
其咎，在中學取消中
國歷史作為必修科，
以及加入通識教育都
是一個災難！「教改
大錯特錯，不教歷史
是絕大錯誤，所謂通
識教育是假的，真正
的歷史內容　學生是
必須知道的！」

教育政策制訂者難辭
其咎

丘成桐以親身經歷說
明讀史的重要性，父
親丘鎮英去世前擔任
中文大學前身崇基書
院哲學系教授，在父
親的薰陶下自幼熟讀
古文詩詞及歷史，一
套《史記》讀得滾瓜
爛熟。他憶述，年輕
時讀到唐朝盛世便覺
興奮，戰敗亡國就黯
然傷心，透過學習歷
史產生了家國之情。
另外，學習詩詞歌賦
也能牽動對中國文化
的情懷。

「不教歷史，學生難
以對國家有感情依託
。」丘成桐認為，即
使不教中國歷史也應
該教香港歷史，所有
歷史都不教無異數典
忘祖！對於很多人擔
心教歷史會被當局利
用來洗腦？丘教授以
他中學時期讀鴉片戰
爭的歷史為例，當年
港英政府避重就輕，
將鴉片戰爭稱作「貿
易戰爭」，但課本上
寫「貿易戰爭」又如何，大家都知道是怎
麼一回事。「共產黨
可以自己宣稱文革好
，但最低限度大家知
道個中事實，可以用
理智分辨是非好壞。」

他惋惜時下年輕人連
一些基本的事實亦無
從掌握，公然用「支那」這種字眼，他們
不知當年中國人所受
到的侮辱和慘痛經歷
，對這字眼毫無感覺
，才會說出這種無聊話！丘認為任何一個
國家的人民都需要有
歷史文化作為支撐。「我兒子在美國長大
受教育，了解美國歷史，因此感情上就對
美國文化有依託。」
他批評，部分香港年
輕人緬懷港英年代，
卻對港英、英國歷史
很無知。

至於香港的通識教育
，他認為是另一大災難，令學生變得「通
通不識」！「有一批人，以為自己識得美
國或歐洲的教育，認
為學生的書包太重，
便以通識取代其他科目，以為從報紙上學習，便不用強記背誦
，其實有什麼教育不
用背誦呢？我兒子在
美國讀書，會被叫上
台模仿林肯總統發表
著名的蓋茲堡演說，
不也要先把演說全文
背誦！」

多年前，丘成桐已批
評香港教育不重視精
英教育，只着重平均
主義，把精英學生的
水平拉低。他曾憶述
，上世紀50至70年代出現過不少傑出的數
學家，近20年少了很多，與精英教育減少
不無關係，「以前香
港多私立中學，很多
都很高質素；二三十
年前開始轉為津貼學
校後，水平就下降了
。」

青年乏理想 難買樓是藉口

對於部分年輕人怨聲
載道，丘成桐認為政
治問題、缺乏上流空間、以至買不到樓都
只是藉口，主因是缺
乏理想。他以自己為例，14歲時喪父，要
背上債務，家境貧窮
。為了幫補家計，中
學開始兼職做補習。「八兄弟姊妹居於沙
田土泥建的村屋，遇
上颱風搖晃不定，隨
時會倒塌，日子還是
照過；試過為了方便
到培正上學，寄居黃
大仙天台學校簡陋課室。」當年不理現實
的困厄支持下去，全
因心中有當數學家這
一更宏大的理想。

那些年追求理想的動
力來自對知識的渴求
，沒有考慮到生計問題，「數學是很精采
的事，我覺得為做數學，有得食就足夠，
其他都不在乎，但現
時的年輕人想法不一樣，他們希望賺很多錢！」丘指出，美國
的年輕人會花一生時
間從事環保工作，希
望保護地球，亦有人
會遠赴非洲，為當地
人改善衞生條件或維
護人權，他們追求的
都是崇高的理想，反
觀在香港較少看到這
種情操。

他認為，香港年輕人
缺乏理想亦與缺乏文
化修養有關，禍源亦
是教改，因為要對歷
史文化有感情寄託才
能建立個人理想，才
能從中學習如何成為
一個偉人。「年輕人
需要楷模，缺乏文化
基礎，猶如原始人，
何來楷模？」他舉例說，讀生物學的年輕
人或會希望成為發現DNA雙螺旋結構的分
子生物學家 James Watson和 Francis Crick，或者提出進化論的達爾文，研究物
理的或會追求像愛恩
斯坦或牛頓般傑出，
對政治有興趣的或會
以林肯、華盛頓或孫
中山作楷模；如果腦
海一片空白，對歷史
偉人毫無認知，如何
能認定楷模，跟隨其
足跡走下去！

獲丘成桐盛讚的2016年恒隆數學獎金獎得
主梁辰楷就以二十世
紀初著名英國數學家
哈代(Godfrey Harold Hardy)作為楷模，哈
代鍾情純數學，其著
作包括A Mathematician’s Apology《一個數學
家的辯白》，認為探
究數學是為了數學的
單純，而非其應用價值。哈代的故事近年
被拍成電影《數造傳奇》(The Man Who Knew Infinity)。

香港信報財經
特約記者 張婷婷
總編輯 鄧傳鏘

台灣教改亦然。

馬英九在位八年，完全失職，課綱放任前朝扭曲的價值觀持續。
課綱修訂，居然有受教育的學生代表要參與。
這是什麼跟什麼？
學生就是不懂，所以還在學習，怎麼會由他們來指點，學校要教什麼？教科書怎麼編呢？
天地巔倒，是非不分，政治介入，假民主之名，把孩子推上台上當打手。最終就是害了我們後代子孫。
2020，一定要把教育拉回正軌。

曹長青：中共殺人記錄——不能忘記，不能饒恕！

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周年日。在共產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的今天，中共仍壟斷著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的權力。不少人期待這個黨能夠進行政治改革，把中國引向民主自由的道路。且不說在國際共產運動中，沒有任何一個共產政權是主動放棄權力、放棄專制而走向民主的（東歐的全部共產政權，包括蘇聯，都是被人民推翻，而後建立的民主政府）；且不說共產運動中是否會產生異數，中共是否有這種願望和能力，僅以它建黨以來，尤其是在中國建政之後，以政權的力量使八千萬人非正常死亡這一事實，中共就絕對沒有資格繼續執政，而應接受歷史的審判。

我不是研究中共黨史的專家，也不是研究共產運動造成大眾死亡的學者。只是作為中共專制下的一個倖存者，今天生活在西方自由世界，得以閱讀多種書刊，把其中提及的中共造成大眾死亡的資料等資料隨手記了下來。

把這些資料綜述在這裡，一是通過這些數據（在中共建黨周年之際），促使那些對中共仍存幻想的人有所思考和醒悟；二是抛磚引玉，期待有心的中國人把各自瞭解到的中共殺人數字也寫出來，零星資料聚到一起，逐步拼出一份中共殺人數字的總體圖，有一天也像法國人寫出那部揭示共產運動殺人記錄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一樣，寫出一部《中共黑皮書》。

一，中共建政初期（1950到1955年）

中共自1921年成立，就伴隨著內部清洗、外部殘殺。30年代初鎮壓內部江西AB團（殺了很多人），40年代延安整風時槍殺作家王實味等，都是著名的例子。

中共大規模地殺害平民則是在它獲得執政權力之後。在50年代初的「土改、鎮反」、「三反五反」中，就有大批中國人被處決或迫害致死。

據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中國問題專家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在《中國的民主》（Chinese Democracy）一書中的數字：50年代初期，中國有二千萬人被打成「地富反壞」份子。

前《紐約時報》駐北京採訪主任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和伍潔芳（Sheryl WuDunn）合著的《中國覺醒了》（China Wakes）中說：「據中共前公安部長羅瑞卿提交的報告估算，從1948年到1955年，有400萬人被處決。」

據前《華盛頓郵報》駐北京記者邵德廉（Daniel Southerland）在該報發表的調查性報導「毛時代的大眾死亡」（Mass Death in Mao’s China，1994年7月17和18日連載）中的數字：被殺「地主」為100萬至400萬之間；被殺「反革命」及對國民政府同情者為100萬以上；迫害基督教徒和1953年的「肅反」，至少使幾十萬人喪生。

據法國學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編寫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一書（Stephane Courtois & Mark Kramer: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從1950到1957年，中共的城市清算鬥爭造成100多萬人異常死亡。」

據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四個部門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香港《爭鳴》雜誌1996年10月號刊發了摘要）：從1949年初到1952年2月分兩個階段進行的「鎮反」中，鎮壓了反革命份子157萬6千1百多人，其中87萬3千6百餘人被判死刑。

該報告還說：在1953年的「三反五反」中，有32萬3千1百餘人被逮捕，280餘人自殺或失蹤；在1955年「反胡風運動」中，有5千餘人被牽連，5百餘人被逮捕，60餘人自殺身亡，12人非正常死亡；在隨後的「肅反」運動中，有2萬1千3百餘人被判死刑，4千3百餘人自殺或失蹤。

從上述數字推算，這個期間的非正常死亡數字，起碼在中共黨史研究室報告提到的（合計）90萬零2千人，到羅瑞卿估算的400萬之間，或更多。

二，中共建政第二期（50年代中期的反右運動）

據北京「朝華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中國「左」禍》一書中的數字：在「反右」中，共有55萬2973人被打成「右派」。至該書出版時，上述全部右派僅有96人沒有「平反」。中共當局堅持「反右」是對的，僅承認「擴大化」了。如以96人沒有平反來計算，那等於「擴大化」了5700倍！

據上述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部門合編的報告：「在整個反右運動中，有201萬3300餘人被定為右派、右傾份子和右派邊際份子（即不戴帽右派），有72700多人被逮捕，有22100餘人自殺，3500余人非正常死亡或失蹤。」

從這份中共報告可以看出，在反右運動中被迫害的人多達200萬，而且幾乎全部是知識人。以五十年代中期中國僅有500多萬知識份子的比例來算，當時有40%的知識份子被迫害，致死人數達0.5%。

三，中共建政第三期（1959到1963年）

從1959年下半年到1962年底，中國人口普查數字顯示，人口急劇下降。中共當局把人口下降歸於所謂「三年自然災害」——糧食減產導致的饑荒造成。但近來越來越多的內部資料和海外研究證實，這是一場「人禍」，是政策錯誤導致，而且死亡數據相當驚人。

西方較早提出具體數字的是美國人口普查局統計學者班尼斯特博士（Judith Bannister）80年代初的報告《中國變化中的人口》（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該報告根據中國歷年出生率和死亡率推算出：「在中共大躍進政策失敗後三年災害期間，因饑餓死亡了3千萬人。」

據原《紐約時報》副總編輯索爾茲伯里（Harrison E. Salisbury）1985年所著的《新長征》（The Long March: The Untold Story）一書中的數字：「60年代初中國因饑餓死亡了2千7百萬人。」

據專門研究共產國家異常死亡人數的美國夏威夷大學政治系教授拉梅爾（Rudolph. J. Rummel）在《華爾街日報》（1986年7月7日）發表的「戰爭並非本世紀的最大殺手」（War Isn’t This Century’s Biggest Killer）一文中的數字：「毛澤東時代，有2千7百萬人死於饑餓。」

1996年，前英國《衛報》記者，香港英文《南華早報》駐北京採訪主任貝克爾（Jasper Becker）的專著《餓鬼：中國的秘密饑荒》（Hungry Ghosts: China’s Secret Famine）在倫敦出版。該書首次對中國60年代初死於饑餓人數進行了大量採訪和研究。貝克爾曾前往中國幾個省份查看了「地方誌」，並通過私人關係看到了一些中共有關檔，進行了第一手察訪，因而該書資料翔實，有很多首次公佈的資料。

根據貝克爾的採訪調查，當時所以出現饑荒，主要原因為一是大躍進時九千萬人大煉鋼鐵，沒有照顧農田；二是大躍進謊報糧食產量，導致當局相信農村有足夠糧食，不僅不發糧，還仍按謊報產量推算的數字徵購糧食；三是當出現糧荒時，北京決策者認為是漏網右派造謠，農民藏糧反對共產黨，因而繼續用強制手段征糧，並鎮壓說餓的農民，禁止村民外逃找糧。

該書引述中國問題專家、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埃略特國際事務學院教授沈大衛（David Shambaugh）的專著《怎樣當上總理：趙紫陽在省級工作的經歷》（The Making of a Premier: Zhao Ziyang’s Provincial Career）說，1959年在廣東省委負責農村工作的趙紫陽曾為此召開會議，認定糧荒是因為農民把糧食藏起來所致，因此趙紫陽發起「反藏糧運動」，派出工作組到鄉下，按家按戶、翻箱倒櫃、挖地找藏糧。由此導致「大批地方幹部被清洗，自殺，和被批判。」

沈大衛在他的這本趙紫陽傳中說，毛澤東聽到有餓死人的消息時，不相信有糧荒，認為是漏網右派造謠，階級敵人破壞。1959年2月毛澤東收到趙紫陽從廣東遞交的認定農民藏糧導致饑荒的報告後，「十分高興」，認為他的判斷得到證實。

這場人為饑荒導致大規模死亡，貝克爾的書揭示，其中河南、安徽、四川、甘肅、貴州等五個省最為嚴重。僅河南省就有780萬人餓死，該省很多鄉鎮的餓死率達20-30%，僅在西縣鎮（譯音Xixian County），就有639個村子由於餓死和逃走，成為空村，死亡人數達10萬人。該省信陽地區1958年有人口800萬，結果400萬人餓死，死亡率達50%，是當時中國餓死率最高的地區。

該書提供的安徽省情況是：「根據中國政府1989年出版的《安徽人口統計年鑒》的數字，當時安徽有3千3百萬人，結果死于饑餓237萬人。其中最嚴重的是鳳陽縣，有5千1百人餓死（該書還引用華人學者丁抒的專著《人禍》中的數字：鳳陽餓死9萬人），孤兒達3304個（多數在10歲以下）。」

該書說「在鳳陽，面對饑荒，中共幹部認為是階級敵人破壞，對聲稱饑餓、以及被懷疑藏糧的農民進行迫害包括活埋、用繩子勒死、割鼻子等器官……被迫害人數達2萬8千零26人，其中441人被酷刑致死，383人終生殘廢，被關進監獄的2千多人中，有382人死在獄中。據鳳陽縣文件，當地一位名叫趙傳居（譯音Zhao Chuanju）的副大隊長，一個人就打死了30個農民。」

後來流傳到海外的中共官方「鳳陽報告」（陳振亞於1961年2月根據該縣各鄉上報的資料寫成，載香港《開放》雜誌1994年3月號）：該縣餓死6萬零245人（接近該縣農村人口的五分之一），8404戶全家餓死，出現603起吃人事件（當地人說，那時只要看到誰家的煙囪冒火，一定是在煮人肉）。

《餓鬼》中提到甘肅的數字是：「甘肅省當時有1200萬人口，最低估計有69萬6千人餓死。據對這個省做過調查的原中共國務院體改所所長陳一諮的估算，該省餓死人數有120萬。曾陪同汪鋒到甘肅視察的中共官員錢英（譯音Qian Ying）自傳中的數字是甘肅餓死了130萬人。」貝克爾在中國得到的其它資料顯示，甘肅有300萬人死於饑餓。

該書提到貴州省時說：「當時該省有1600萬人口，約有100萬人死于於饑餓。其中遵義地區（中共長征時在此召開著名的遵義會議），八個人中僅有一個倖存。」

四川是中國人口最多的省份，餓死人比例也相當驚人。該書引述美國人口普查局統計學者班尼斯特的報告說：「1957年底四川有人口7千2百16萬，到1964年中期，下降到6千9百零1萬，下降比例為0.91%。據中國人口統計學者彭子哲（譯音Peng Zizhe）的估算，四川餓死了900萬人，僅在宜賓地區，就餓死了100萬。」貝克爾自己的調查估算數字是，四川餓死人數在700到900萬之間。

僅上述五個省——河南（餓死780萬）、安徽（餓死230萬）、甘肅（餓死130萬）、貴州（餓死100萬）、四川（餓死900萬）的統計估算，就有2千1百40萬人死亡。

據哈佛大學教授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中國譯為麥克法誇爾）的專著《文革史之三：1961到1966年的大災難》（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3: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中的數字：「1958到1961年之間的饑荒，是歷史上最嚴重的人為饑荒，是人類的大災難……超過3千萬人被餓死。」

據前述法國學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編寫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一書中的數字：「1958年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導致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饑荒期，據估計造成了2千萬到4千3百萬人死亡。」

前《紐約時報》副總編輯索爾茲伯里在1992年出版了專著《新皇帝們毛和鄧時代的中國》（The New Emperors ：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索爾茲伯里曾多次訪問中國，並採訪過趙紫陽、楊尚昆、薄一波等，該書很多數字來自中共高層官員。在談到60年代初的饑荒時，該書引述中共公安部一位資深官員的估算，根據當時全國頒發的「領糧證」計算，有3千萬人餓死（後來再沒使用「領糧證」）。據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估算，「當時餓死的人數在4千3百萬到4千6百萬之間。」

據中國學者金輝在上海大學文學院出版的《社會》月刊（1993年4、5月合刊號）發表的「三年自然災害的備忘錄」中的數字：「1959到1961年之間，全中國非正常死亡人數可能在4千零40萬至4千3百19萬之間。」

金輝提出的4千3百19萬，是迄今學者估算的最高數字，由於金輝的數字是從中國國家統計局公佈的各年度人口總數、出生率、死亡率為基礎及調查推算得出，而且是在中國官方刊物上發表，因此比較引人注目（該雜誌因刊載此文隨後遭當局查禁）。

四，中共建政第四期（1966至1980年）

據上述黎安友所著《中國的民主》中的數字：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有300萬幹部被定錯，30萬被定罪（多數定為反革命）；該書引述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對南斯拉夫記者所說——「當時有約一億人受株連，占中國人口的十分之一。」

據《華盛頓郵報》記者邵德廉上述調查報導中引述的數據：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說文革死了100萬人。

據上述索爾茲伯里的《新皇帝們：毛和鄧時代的中國》中的數字：1987年10月他在北京採訪中共高幹陳漢生時得知，在中央文革小組負責人陳伯達煽動講話後的1967年12月26日那天，僅在北京東部，就有8萬4千人被批鬥，其中2千9百53人被打死。陳漢生說，在文革十年中，有400萬人被迫害致死。僅在廣西，就有6萬7千5百多人被打死。在北京大興縣，1967年8月26日及隨後幾個星期，有125人被拖到街上批鬥，22戶全家被打死，300多人被迫害致死。

據前述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中的數字：「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全面調查、核實，重新統計的文革有關數字是420萬餘人被關押審查；172萬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萬5千餘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武鬥中死亡23萬7千餘人，703萬餘人傷殘；7萬1千2百餘個家庭整個被毀。」

按照上述數字，文革中的死亡人數在中共官方報告的（合計）210萬人到陳漢生估算的400萬人之間。。

五，中共建政第五期（1989年及之後）

「六四」 屠殺中到底有多少人喪生，至今中國政府沒有公佈。上述紀思道和伍潔芳合著的《中國覺醒了》談到「六四」死亡人數時說，根據北京一些醫生提供的資訊，估算遇難者在400到800之間，幾千人受傷。紀思道對此感歎說，即使按保守的400人估算，也超過整個19世紀中國政府所殺的抗議學生總數。紀思道書中引述美國國務院的數字是約3千人在六四事件中喪生。

1996年出版的加拿大《環球郵報》（Globe and Mail）記者黃明珍（Jan Wong）的回憶錄《神州怨》（Red China Blues）中的數字：「在六四後的6月8日，我進入北京工人醫院，那裡的醫生說，太平間裡堆積至少100具屍體，醫院又增加了一些冰櫃，每個能裝4具屍體，也都塞滿了，但仍不夠用。」

1996年12月18日，美國參議院就天安門屠殺舉行聽證會，在會上做證的前《時代》週刊駐北京採訪主任艾克曼（David Aikman）說：一位元合眾國際社記者在六四之後三天內，曾打電話給北京的幾家醫院詢問死亡人數，最多一家醫院說有323人死亡。

1996年12月12日美國《田納西論壇報》（Tennessee Tribune）的社論引述國際紅十字會的估計說：「六四之夜，至少有3千7百人死亡。」

1998年6月4日莫斯科出版的週報《絕密的說法》刊載了俄國著名東方問題專家達佛洛夫斯基談「六四事件」的文章。達佛洛夫斯基在1989年曾作為顧問陪同戈巴契夫訪問北京。該文說，「根據當時蘇聯情報部門的估計，六四事件中死亡人數約3千多人。」

1999年，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丁子霖已經具體調查到「六四受難者名單」有155名，還有65名傷殘者名單（《見證屠殺，尋求正義六四傷殘者和死難者家屬證詞》，紐約「中國人權」1999年6月出版）。

「六四」屠殺之後，不僅有立即的處決，而且像以往一樣，每年中共都處決大批人，其處決的數量，超過全球其它國家處決的人數總和。

六，對蒙古人的屠殺

內蒙古、西藏和新疆這三個最重要的其它民族居住區，非正常死亡數據更被當局控制。近年則有一些資料出現，值得專項介紹。

據解放軍軍事檢察院副檢察長、中央軍委法制局局長圖門（蒙古人，曾參與審理林彪、江青等大案）和中國藝術研究院學者祝東力合寫的《康生和「內人党」冤案》一書引用1980年11月發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檢察院特別檢察廳起訴書》中的數字：「內蒙古自治區因內人党等冤案，有34萬6千多人遭迫害，1萬6千2百22人被迫害致死。」該書舉例說，「1969年內蒙古圖克公社有2961人，被打成內人党的就有926人，占懂事人的71%，被活活打死的有409人，嚴重傷殘270人。」（該書1995年底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隨後被當局查禁）。

據旅居紐約的蒙古學者清格爾圖（Tsengelt Gonchigsuren）1999年撰寫的長達20頁的研究報告《中共對蒙古人的大屠殺》（Chinese Genocide Against Mongols）引述紐約人權組織「亞洲觀察」的數字，文革中，內蒙古有5萬多人被迫害致死。這個數據比上述中共官方數據高出三倍多。據清格爾圖的研究推算，在中共統治下，有15萬多蒙古人被迫害致死。

七，對西藏人的屠殺

1959年，因中共強行對西藏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而導致全西藏起義，起義遭嚴酷鎮壓。據前美國《新聞週刊》記者艾夫唐（John F. Avedon）1984年在倫敦出版的專著《雪域境外流亡記》（In Exile from the Land of Snows）引用藏人遊擊隊在伏擊中繳獲的中共西藏軍區政治部編寫的《西藏狀況教育基本教材》中的數字：「1959年3月到10月間，解放軍消滅了西藏叛亂份子8萬7千人。」（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3月出版了該書中文版，但隨後被當局查禁、收繳。）

據貝克爾《餓鬼》一書引用的已故第十世班禪喇嘛說法，1959年西藏人起義被鎮壓後，全西藏15%的人被逮捕（每個村子有8百到一千人被抓走），其中近一半死在獄中。該書說，當時西藏（不是中共後來劃分的「西藏自治區」，而是原有的西藏三區——康區、衛藏、安多）的總人口約340萬。班禪喇嘛所說的15%，就等於有51萬人被逮捕，其中25萬人死於獄中。

1959年藏人起義被鎮壓後，接著就是60年代初的饑荒，藏人在監獄中死亡比例很大。《餓鬼》一書有專章談藏人在監獄中的死亡數字：「甘肅省甘南縣的一個寺廟，400名藏人僧侶被逮捕，僅100人倖存，其於都餓死在獄中；在關押藏人的監獄中，死亡率高達40-90%。」「在達賴喇嘛出生地安多（青海平安鎮），至少50%的人被餓死。在有100萬人口的四川省康定藏人自治州，40萬人死於饑餓。在四川的藏人，每5個藏人就有一個死於饑餓。在拉薩郊外的紮奇（Drapchi）監獄，1960年11月到1961年6月之間，1萬7千名被關押的藏人，有1萬4千人被餓死或迫害致死。」

上述艾夫唐的《雪域境外流亡記》說：「據從甘肅省會蘭州北部的勞改營中倖存的人回憶，該地關押的7萬藏人，只有一半倖存。甘肅的另一所監獄酒鎮（譯音Jiuzhen）關押的706名藏人，超過一半餓死。青海省會西寧北部10個小時車路的Vebou勞改營，關押的3萬多藏人，其中1萬4千人餓死。」

《餓鬼》引述中共民族事務委員會出版的《四十年的民族工作》一書的資料：官方人口普查顯示，從1953年到1964年，西藏人口從278萬，下降到250萬，下降率達10%。該書以同期內蒙人口從140萬增加到197萬（儘管也有饑荒死亡）的增長比例推算說，西藏人口在1959年高峰期應為340萬。但1964年人口普查結果，西藏人口不僅沒有增長，反而下降到250萬。這中間有90萬人「失蹤」。去掉1959年隨達賴喇嘛逃亡到印度的8萬藏人，那麼也有80萬人「消失」。1961年班禪喇嘛寫給毛澤東的萬言書，提到西藏人口時說當時有「300萬」。即使按300萬計算，也有50萬人「失蹤」，等於每6個西藏人中就有1人死於鎮壓或饑餓。

達賴喇嘛1991年10月9日在美國耶魯大學演講時說：「自1950至1980年，藏人因饑餓、迫害和槍殺，死亡達120萬，占全部西藏人口的五分之一，其中34萬人死於饑餓，86萬人死於迫害、槍殺。」

八，對新疆維族人的屠殺

1961年，新疆伊犁地區爆發了全民暴動。原烏魯木齊市文聯主席、「東土民族中心」執行主席阿不力克木（Abdulhekim）1999年5月底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市該組織總部接受我採訪時說，那場暴動起因是饑餓，「在新疆白城，當時就有6萬人被餓死。很多人都是在路上，爬著的狀態死的。」當幾千名饑餓的民眾聚集在伊寧市的伊犁州政府門外呼喊「要糧食」時，中共新疆軍區司令王震下令開槍。至今沒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死亡，有見證人說，大街上至少有幾百具屍體。隨後約有15到20萬當地人逃離新疆、湧進蘇聯境內。

1997年2月，伊寧發生暴動。據「國際大赦」組織1999年4月發佈的「新疆人權報告」當時有3到5千人被逮捕。有幾百人在一個放了水的結冰足球場被關押了幾個小時，一位後來逃到土耳其的伊寧市醫院女醫生，在伊斯坦堡接受我採訪時說，「其中有4人凍死，200多人凍傷。」該報告說，「從1997至2001年，（這四年中）在新疆有210人被判死刑，其中190人被槍決。這些被判死刑和槍決的，絕大部份是維吾爾人。」該報告還列出新疆監獄中關押的200多名政治犯（有詳細個人資料）的名單。

九，異常死亡人數可能多達8千萬

自中共建政以來，到底有多少人被迫害或由於饑餓致死？據上述夏威夷大學教授拉梅爾1991年出版的專著《中國的血腥世紀：1900年以來的浩劫和大屠殺》（China’s Bloody Century：Genocide and Mass Murder Since 1900）中的研究推算：毛澤東時代，中國共有4500萬人因異常原因死亡，其中2700萬人死於「饑荒」，1800萬人死於無產階級專政。

據前述北京「朝華出版社」的《中國「左」禍》一書的數字：「自1949年至1992年，在中共發動的歷次運動中被迫害以及因饑餓原因死亡的人數約5千萬。」（該書使用了很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和中共中央文獻史研究室等部門的原始資料。該書出版後即遭當局查禁）。

據紐約大學「瑞瑪克研究所」（Remarque Institute）主任裘蒂特（Tony Judt）1997年12月22日在《紐約時報》發表的文章「通向地獄的漫長之路」（The Longest Road to Hell）中的數字：「在共產中國，可能有6千5百萬人異常死亡。」

據前述法國學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編寫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一書中的數字：「中共建政後中國喪生的總人數，在4450萬到7200萬人之間。」

據前述《華盛頓郵報》記者邵德廉的長篇調查報導「毛時代的大眾死亡」（據各方面調查研究的數據推算出）：「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中國因饑餓、迫害和槍殺而死亡的人數可能有8千萬或更多。」

歷史將審判中共

斯大林曾說，死一個人是悲劇，死一百萬是個數據。沒有比這句話更能代表共產黨對生命和屠殺的看法了。

那種殘酷的共產主義者，永遠也不會把任何死亡數字和每一個具體的生命聯在一起。8千萬，是個多麼大的數字！它是整個二次世界大戰喪生人數的2倍半還多。雖然這個數字只是一個概況，但它和實際死亡人數相差不會太懸殊。

除了那些永遠消失的生命之外，還有多少人成為終生殘廢，多少人精神失常，多少人荒廢了青春、年華。而那種殘酷的洗腦和非人的環境，更使幾乎所有在那塊土地上生活過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感染、發展了獸性的部份。那種對靈魂的扭曲，對人性的摧殘，更是永遠無法用數字統計和衡量的。

面對這樣一個罪惡累累的政黨（且至今毫無任何悔意、更絕不向人民認罪、道歉，並且還在繼續屠殺！），那些期望它還能改革從善的人們，簡直是在做一個和共產主義同樣的美夢。

對八千萬死者，歷史永不會忘記；對於中共的暴行，人類絕不會饒恕！

郭式轉型 - 從「產業鏈」到「權力鏈」

郭台銘先生參選台灣2020總統，從他個人的氣質和氣場的挑戰來看，是一個從「產業鏈」到「權力鏈」的過程。

「產業鏈」很好理解。無論是他的產業帝國中在台灣上市的鴻海集團、還是他在中國香港上市的富智康集團，以及兩集團下屬的幾十個公司，在全球電子產業鏈中的角色都清清楚楚，產業界可以分析其強弱利弊，金融股票界可以分析其損益展望，客戶及供應商可以判斷他執掌的企業單位是否值得合作。

但是，一旦他參選台灣總統之後，所有人就只能從一個角度來估量、評價他的價值，那就是他在「權力鏈」中打算扮演什麼角色，以及那角色對台灣前途的利弊得失。所有過去在「產業鏈」下的指標，都是可以量化的，但是進入「權力鏈」之後，所有的指標都變成無法量化的。打個比喻說，過去他的作用，是可以用近乎「固態力學」的模型來分析評價，但從宣布參選台灣總統開始，他落進了「流體力學」的場域，甚至「空氣力學」的場域。而我們都知道，流體力學的分析比起固體力學的分析，複雜度的陡升是幾何級數的，更不用說空氣力學了，那已經到了預測氣象的境地了。

當落入了「權力鏈」，最大的挑戰當然就是中、美、台、日四方之間的權力動態，以及互動態勢中最弱的那一方 – 台灣 –的自處策略。而，在流體力學、空氣力學的場域下，過去在固態力學下的經驗和習慣，有多少成分可以搬移過來應用，這是最大的問號和挑戰。

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在產業鏈中，相互打交道的單位是「公司」，無論公司大小，「總經理」就是「總經理」，再大再小的公司，總經理就是拍板定案的人。這也是為什麼郭台銘先生當年在還是小公司的時候可以通過個人毅力在戴爾（DELL）電腦總部旁的汽車旅館受氣的住一星期，不見到採購部賣出東西不罷休的原因。因為他是總經理，當場就能拍板做交易。甚至，他可以以僅僅一百億美元投資、創造三萬工作機會的條件，就受到美國總統的熱情接待，因為在「產業鏈」中，一切清楚明白，一切可以量化，進度可以追蹤，合約可以檢驗。

但在「權力鏈」中，一切都是動態模糊的，一切都是難以量化的，進度是難以追蹤的（看看川普和金正恩兩次談判發表共同聲明以及後續的困難就可以得知），合約是可以賴帳的。
簡而言之，「產業鏈」和「權力鏈」是兩個場域，兩套技能（skill set），通用性很低。人們常以美國總統川普「由商轉政」的成功案例來舉例，但往往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川普從事的是「地產業」，地產業的成敗，是一個項目一個項目決定的，而不需要「鏈條式」的技能。一棟樓失敗了，永遠可以用下一棟樓的成功來彌補。而「產業鏈」不同，它是環環相扣的，一個環節的失誤，可能帶來整個鏈條的失敗，電子業尤其如此。以川普的性格和技能，若做產業鏈生意，肯定不知已經敗到哪裡去了。而川普就任以來，所有的國際技能都是「項目式」的，也就是他最擅長的型態，而其在國內「鏈條式」的政治中，則一塌糊塗。

以台灣的量體，完全不能和美國對比，不能和中國對比，若用「項目式」的手法，一定灰頭土臉、輸到脫褲。而另一方面，台灣的處境幾乎可說是百分百落在國際「權力鏈」中，這一方面，又牽涉到商業產業鏈和權力鏈之間的特質差異問題。

80年代初期，作為美國加州某公司的小合夥人，我們是郭先生的客戶，向鴻海採購電腦機殼，那時看到郭先生走在足以毒死人的電鍍池旁，對其毅力及苦幹，佩服得無以復加。隨後40年，眼看著他向電子產業鏈步步深入，證明了他對產業鏈生態的精明和實幹。

而今，他決定由產業鏈轉型進入權力鏈，一定也有他人生境遇的整體考量。於此祝福他能夠察知產業鏈和權力鏈之間的本質不同。台灣已經是一個接近現代化的「政府」，而中國還處於一個單一政黨的專制「政權」，屬於世界權力鏈中的異數。台灣內部的整頓，固然可以部份通過施展「產業價值鏈」的技能予以改革，然而在國際權力鏈的場域中，那是一場完全不同的遊戲，需要心態（mindset）的徹底轉型。郭先生的挑戰在這裏。

(本文原刊於2019-04-21 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