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豪老師文字專欄
自費反清復明的故事01 :我要成為海賊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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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石井本宗族譜〉
鄭成功的祖先,先是在唐僖宗光啟年間,因為黃巢之亂搬遷到南方的。
具體來說,是由河南光州固始,南遷到福建。
那本族譜裡面的「石井」,是中國福建省泉州市南安市下轄的一個鎮。
也是公認的,鄭成功的故鄉。
鄭芝龍的父親鄭士表,是泉州城內一個小官吏,收入很微薄。
還好,住在泉州,這是個不缺機會的地方。
1621年,也就是小木匠皇帝上台的那一年。
鄭芝龍帶著兩個弟弟,去投靠香山澳(澳門)經商的舅父黃程。
鄭芝龍在此學習了葡萄牙語,接觸各國的海商。
為了取得外國商人的信任,他受天主教的洗禮,教名為:
「尼古拉斯·嘉思巴特(Nicolas caspard)」。
鄭芝龍在澳門的兩年,認識了影響他一生的貴人:
「時常往來與日本與澳門的大海商李旦。」
(時人稱為Captain China,中國隊長?)
1623年,一艘李旦的大船,從泉州開往日本長崎平戶島。
船上有白糖、奇楠、麝香、鹿皮等貨物,以及一個將改變很多人命運的男人。
在長崎,鄭芝龍碰到日本人田川氏。
田川氏是平戶藩士田川七左衛門之女,但是有資料顯示,她母親改嫁中國人。
所以,她可能對中國人很熟悉。
為什麼忽然這種八卦呢?
因為,這位女性的感情生活很重要。
1624年,田川氏在平戶島生下一子,取名鄭森。
這個孩子,就是名揚四海的鄭成功。
先不說小鄭成功,先說說鄭芝龍的奮鬥史。
1624年初,鄭芝龍因李旦推薦,前往澎湖擔任荷蘭人的翻譯及通事。
(鄭芝龍通曉閩南語、南京官話、日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且可能通曉荷蘭語。)
(真是人才~)
為什麼是澎湖呢?
因為此時荷蘭人,還不知道台灣島在哪…
而澎湖,荷蘭人18年前就來過了。
那一次,留下了「沈有容諭退紅毛番韋麻郎等」的石碑。
這一年,荷蘭人第二次佔據澎湖,想在中國沿海創造一個貿易根據地。
然後,又被明朝逼退。
同年初秋,荷蘭人撤退至台灣南部,鄭芝龍當然也跟著來了。
其實,你可以說,鄭芝龍是去荷蘭人陣營臥底的。
由於明朝和荷蘭的爭執,影響到李旦在陸、日、台間的商業利益。
因此,李旦派鄭芝龍去荷蘭人那邊當翻譯,算是跟荷蘭人開始合作吧。
從此時開始,鄭芝龍將事業重心自日本遷到臺灣。
至於是什麼事業呢?
說穿了,就是當海盜。
荷蘭人給鄭芝龍的任務是:
「在台灣海峽截擊往馬尼拉與西班牙人通商的中式帆船。」
根據荷蘭第二任大員長官(1625–1627)傑拉德·韋特(Gerard Frederiksz de With)的說法是:
「通事一官,率領約三十艘中式帆船去進行截擊與俘獲的業務。」
就在鄭芝龍努力搶劫的時候…
1624年8月27日,田川氏於平戶島千里濱
生下了那個將撼動東亞海面的孩子。
鄭成功出生之後,鄭芝龍也決定自立門戶了。
反正搶劫,幹的都是刀頭舔血的營生,為什麼不自己當老大?
隔年1625年4-5月間,鄭芝龍離開荷蘭人,開始了成為海賊王的旅程。
一名荷蘭船長是這樣紀載當時的場景:
4月27日星期天
...突然首領一官後隨手執刀劍的銃手七八名,作為代表,向我們寒暄。
當時,這一行的王者,就是李旦。
只是鄭芝龍要崛起之時,也是李旦生命走到盡頭的時候了….
1625年8月2日,李旦在從台灣回平戶途中去世。
李旦在台灣的產業和士卒,從此轉歸鄭芝龍控制。
而於廈門的產業,則落入另一個大海到許心素的手裡。
此後,鄭芝龍與許心素,互相對抗多年。
附帶一提,在台灣流傳很廣的「顏思齊開拓傳說」,其實在歷史上很難找到根據
歷史學界始終都比較相信:
「顏思齊其實是李旦的化名。」
(當然,也有可能是李旦的副手。)
總之,鄭芝龍現在開始,真的叫鄭芝龍了。
1626至1628年,鄭芝龍以台灣魍港(嘉義縣布袋鎮)為基地
劫掠福建及廣東數地,使明朝官兵疲於奔命。
由於鄭芝龍的業務能力太強,明朝決定收編他。
只是,條件一直談不攏。
鄭在台海縱橫兩年六個月,搶得不亦樂乎。
1627年,鄭芝龍旗下已有700艘船。
嚴重威脅老對手許心素的業務。
許心素找上荷蘭東印度公司,想聯手打擊鄭芝龍,但東印度公司未允。
鄭芝龍則乾脆一舉滅殺對手許心素,成為台海第一海盜。
直到1628年年底,福建巡撫熊文燦招安鄭芝龍成功。
熊文燦是四川敘永人,官至兵部尚書。
曾掌管南畿、河南、山西、陝西、湖廣、四川軍務,權傾一時。
後因圍剿張獻忠不力,被崇禎帝下獄處死。
總之,透過熊大人,鄭芝龍開始當官(海防遊擊)了。
當然,這個官不大,也就是個少校營長。
但是,好歹是個開始。
雖說官階只是四品武官,但是鄭海盜手下人不少。
1628,鄭芝龍投降明朝時,部眾3萬餘人,船隻千餘艘。
有了正式的官方招牌之後,鄭芝龍在老家安平鎮,當起了地頭龍。
他打破官方的海禁,繁榮海市,吸引各國商人。
他的武裝船隊旗幟鮮明,戈甲堅利,戰鬥力驚人。
定期航行於中國沿海、臺灣、澳門和日本、菲律賓等東南亞各地之間。
幾乎壟斷了中國與海外諸國的貿易。
1633年,荷蘭臺灣長官漢斯·普特曼斯攻打廈門,被鄭芝龍打的大敗。
後來雙方達成和解:
「荷蘭東印度公司保證不再來中國大陸沿海。」
「改由鄭芝龍派船至臺灣進行貿易。」
當然,事業做大之後,光靠搶劫賺錢,就顯得太小家子氣了…
「必須企業化。」
鄭芝龍設立「五商」,掌控中國境內進出口的商品銷售管道。
「山五商」:
設於杭州,分「金、木、水、火、土」。
負責收購中國絲綢、瓷器、珍玩等各地特產至廈門。
「海五商」:
設於廈門,分「仁、義、禮、智、信」。
負責運作海路商船隊,將貨品運銷至東北亞及東南亞各地。
1633年,鄭芝龍事業做的如日中天。
這一年,同時也是日本鎖國的一年,但是這鎖不住鄭老大。
歷史課本往往都寫:
日本鎖國時,只准荷蘭及中國帆船進出。
這裡說的「中國帆船」,其實就是鄭老大獨家的。
接下來十年,直到明朝滅亡,掛著鄭氏旗號的中國商船壟斷東亞貿易。
華船(大部份是鄭芝龍的)進出日本的數字,比荷蘭船多出7至11倍。
什麼是海賊王?
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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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費反清復明的故事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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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段,講了鄭芝龍慷慨激昂的前半生。
本來只是想為鄭成功登場做個引子。
只是,臺灣史的這一段,考試挺熱門的,歷史敘述卻又有很多迷思…
每次都有學生來問,時間短又說不清楚,乾脆一次寫清楚,方便大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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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交代一下鄭芝龍的結局。
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禎皇帝自縊於煤山。
大明江山,半壁崩塌了。
在這種大時代,最考驗人的政治判斷力。
讀者諸君擁有「歷史之眼」,當然可以預見鄭芝龍的悲慘下場。
這裡就不詳述了。
1646年,清軍逼近福建,鄭芝龍心存觀望。
將駐軍撤離仙霞關,讓出天險。
讓滿洲清軍入閩,自己則退守泉州安平。
隨後,鄭芝龍的泉州同鄉,同時也是「大號明奸」洪承疇出面勸降鄭芝龍。
鄭芝龍獲得空頭王爵許諾,以及一個翻臉的兒子。
1647年,鄭芝龍後被誘劫往北京,封同安侯。
同一年,清兵逼殺田川氏,鄭成功決心殺父報國,誓死抗清。
1655年,鄭芝龍入獄。
1661年,鄭成功東征台灣,年底,鄭芝龍被斬首於北京柴市。
接著,故事要轉到鄭成功身上了。
鄭芝龍投降滿清之後,不願投降的部屬,就轉由鄭成功領導。
這裡,就是我這段故事要說的主題了。
接下來的十多年,鄭成功在東南沿海,聚攏了十多萬兵力,誓師抗清。
1658年,鄭成功甚至動員了17萬大軍北伐南京。
這基本上是鄭成功自費的軍事活動,是他私人的反清復明事業。
問題是,錢從哪裡來的呢?
學者估計,以明末的物價,這種規模的軍事行動:
「每年平均需消耗300-360萬兩白銀。」
「作戰規模大的時候,甚至需要400萬兩。」
以閩南沿海彈丸之地,鄭氏集團是如何籌集這麼多資金的呢?
要知道崇禎年間,握有天下的朝廷財政收入,也不過400餘萬兩。
看過上集的朋友,應該知道答案了:
「關鍵,就是貿易。」
這次,我就來詳述一下,貿易的利潤與規模。
鄭氏靠海商起家,全盛時期旗下船艦高達千艘,承包了最賺錢的貿易路線。
就以對日本的貿易來說吧:
1647年至1662年之間,也就是鄭成功接班後的15年。
航抵日本長崎的中國船隻,主要仍然來自鄭成功的勢力範圍。
據紀載:
「1650年,抵達日本長崎的七十艘船中…」
「有五十九艘,來自鄭成功所統治的地區。」
這種情形大致年年相同。
也就是說,鄭氏集團至少佔有80%的對日貿易份額。
那麼,做的是什麼生意呢?
江戶初期的日本,熱銷商品是中國的生絲,絲綢與糖。
商品價差之大,讓經營現代國際貿易的商人流口水啊…
據統計,從1622年到1660年間:
「從中國輸送到日本的生絲,每百斤價格平均為377兩白銀。」
「生絲生意的利潤率,平均可高達277%。」
生絲貿易不只好賺,而且還是「大規模」的好賺。
經鄭氏貿易船隊輸入日本的生絲,每年高達十餘萬斤。
另一項輸日大宗商品是糖。
1655年,輸日砂糖就高達141萬7430斤。
價差呢?
「每百斤砂糖,在中國賣2.5兩白銀。」
「運到日本後,每百斤8兩。」
砂糖貿易,利潤高達220%。
除了出口,鄭氏船隊還從日本大量進口貨物,尤其是日本大量出產的銅:
「每百斤銅,在日本僅僅13.5兩。」
「當時中國的銅價,則為每百斤白銀20兩。」
銅類貿易,利潤率達到48%。
從1650年到1660年,鄭氏船隻往來台灣、日本、中國沿海。
將生絲,糖等貨物運到日本,再從日本載回鉛和銅等貨物。
據統計,單單從事對日本的進出口貿易,就能收入141萬兩白銀利潤。
而南洋方面的貿易,一年也帶來93-128萬兩白銀的利潤。
單憑貿易,以足以維持一隻規模龐大、有戰鬥力的軍隊了。
但是,這些還不是全部。
別忘了,鄭家是從海盜起家的,除了做生意,老本行不能放下。
從鄭芝龍那個時代開始,收保護費就已經是重要的固定收入了。
當時的船隻保護費,稱之為「牌餉」。
通過東亞海面的船隻,必須依其大小,繳納牌餉。
否則後果自負…
按照規矩繳費後,可得到一面牌,在海上就可不受劫掠。
注意,不是「不被鄭家海軍搶劫」,是沒有「任何人敢搶」。
如果沒有這種一言九鼎的本事,怎麼收保護費。
在那幾十年裡,鄭氏將海上貿易分為東洋、西洋二線。
西洋船:從事暹羅貿易。
東洋船:從事日本貿易。
西洋船的牌餉金額不明,東洋牌餉應納餉銀是:
「大者二千一百兩一年,小者五百兩一年。」
注意,要繳這筆錢的,不只是亞洲商船。
荷蘭,英國,葡萄牙等西歐商船,也必須按照規矩繳費。
如果沒有懸掛「鄭」字令旗,就自己出海隨便搞,隨時可能被送進海底。
鄭氏這種保護費收的有多誇張?
來看一個例子:
鄭成功在決定攻打台灣後,軍隊還沒出發…
就已經授權何斌,在臺灣向當地貿易船隊發放牌餉,收取餉銀。
還有,鄭成功在日本的胞弟,田川七左衛門,也幫鄭成功發放牌餉,收取餉銀。
「著訊守兵、地方官盤驗,遇有無牌及舊牌之船、貨,船沒官,船主、舵工拿解。」
--鄭成功寫給他弟弟田川七左衛門的信
看看這種說話的口氣,有沒有大海霸主的氣魄?
單是一項保護費每年收入就令人乍舌。
說了這麼多,鄭氏集團平均一年能收多少白銀?據楊彥傑《1650至1662年鄭成功海外貿易的貿易額和利潤額估算》一文估計,當時鄭氏集團年利潤可達2000萬或3000萬兩白銀。小編對這個數字不太相信,但是即使砍半再砍半,也有500萬-750萬兩白銀了。
正是有巨額的收入來源,鄭成功才能維持一隻擁有十幾萬員額的軍隊。
同時也有1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250的網紅偽學術,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認真聽】純愛不純|#台灣青春愛情電影|刻在你心底的名字 \\ 李長潔 . 自2008年台灣電影再次興起以來,通俗的青春愛情故事,不但成為話題與票房的解方,也時常在各影展獲獎。以《#刻在你心底的名字》為例,金馬獎就入圍5項,也榮獲「最佳攝影」、「最佳原創電影歌曲」。盤點台灣青春愛情電影的興起,除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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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離華夏食人族,恢復人性共興亞
要發掘何謂香港民族,思考華夏食人族之源起與發展在所難免,而當我想更準確咁解釋華夏之時,我忽然就聯想到過去人在澳洲深入偏遠沼澤尋訪鴨嘴獸之經歷。尋幽探秘嘅結果,雖然係一如預期嘅遍尋不獲,但因為本來就有可遇不可求嘅心理準備,回程感覺既講唔上可惜,亦未見得氣餒。活化石之所以引人入勝,原因在於觀察世間罕見嘅物種,可以親眼見證佢地幾乎絕跡於世嘅形態同習性,而鴨嘴獸作為十九世紀初歐洲科學家一度以為係惡作劇嘅卵生哺乳動物,正與以「四大文明古國」之一自居嘅華夏文化極為相似。以下將探討中國—華夏食人族—儒學鴨嘴獸保守估計已達三個千紀嘅發展停滯,論證香港民族脫離中國方可振興亞洲之道義責任,希望可以刺激民族同胞對於未來世界之和平想像。
華夏死水,寸草不生
世間萬物平等,適生淘汰係物競天擇使然,生物學意義上嘅保育瀕危物種亦應當支持,但香港民族飽受華夏食人族之害,絕對唔應該對近在咫尺嘅惡霸過於寬容,事關香港民族自身亦負有順應世界歷史演化嘅偉大使命。促使老帝國順勢解體、活化石安分退場,責任在於華夏歷史之非歷史,中華帝國之千年如一日,而香港民族為東亞生態系統所做嘅,只不過係呈現自身之求生意志,順勢向鄰國一池死水送出有助人類同胞起死回生嘅氧氣——唯有中國解體,中共治下各個族群方有望恢復人性,繼而步入正途,接上現代化之軌道。所以,相比起香港曾經風行一時嘅大中華主義思想,發揚民族主義,勇於改變受制於人嘅局面,先至係為華夏食人族燃點希望嘅合理路徑。
根據現代考古成果,位於現時伊拉克之兩河流域乃係孕育人類文明嘅豐饒之地,因為人類協作共生,形成部落聚落,大約公元前四千年左右,世界史上首個農業社會應運而生。由於農業社會之形成往往係經過漫長嘅選擇同適應階段嘅成果,活躍當地嘅人類早喺新石器時代已經掌握人工種植穀物技術,因此喺短短幾千年間,農耕技術已經傳遍四方,愛琴海、地中海、黑海以至黃河文明後來之繁榮,亦同蘇美社會文化息息相關。由此可知,華夏以農立國,既非世界農業社會史上唯一演進路徑,更非優異於其他古文明,發展初期嘅大體安定,只不過係因為遠離其他族群,避過激烈競爭——公元前嘅美索不達米亞地區之所以一直經歷各個王朝嘅武力征服,呈現出華夏食人族與一般香港人唔太習慣嘅歷史亂象,正係因為區內各國都無法以閉關自守形式經營。
當人類文明因為劇烈競爭而快速成長,歐亞大陸嘅東面,以黃河流域為根據地嘅儒學鴨嘴獸則因偏安而成為華夏食人歷史敘事中嘅適者。傳說中嘅夏王國稱霸中原地區,改禪讓制為世襲制,反映出武力同資源多寡極大程度上決定歷史走向,但其後商王國直至盤庚定都於殷之前都要不停遷都,則反映縱有共主之名實,當地貴族動亂與外敵入侵卻係從未間斷。商人統治衰落之際,周人以更具道德約束力之社會文化擊敗前朝,周禮於是成為定制。如此興衰交替之現象,其實係歷史上應有之常態,因為人類存在於世,本來就係要保持開放,不斷改革,面對各種天敵同環境轉變,繼而推動世界歷史不斷向前。因此,中國經歷文革之後以改革開放為國策,向世界展示友好姿態,本質上只係扭曲自然然後放開束縛,但瘋狂嘅係,華夏食人族已經習非成是,淪落到視經濟發展自然規律為權威嘅恩賜。中國人喺近乎缺氧嘅鎖國生活之中都可以如同老鼠一樣生生不息,又更無負儒學鴨嘴獸之名——野生鴨嘴獸繁殖能力固然不如儒學鴨嘴獸,但缺乏競爭而演化緩慢則為兩者共享之特性。
而要了解儒學鴨嘴獸到底係缺乏競爭在先,抑或係拒絕競爭在先,研究與華夏密不可分之儒學即可獲得關鍵線索。華夏文化敬鬼神而遠之,以自然解釋人倫,迴避形而上學嘅傾向,眾所周知,而孔子正係其中將形而下之事睇得最重因而成為所謂萬世師表嘅代表人物。無可否認,春秋戰國時期,中原確實出現過百家爭鳴之現象,事關當時儒學尚未具備壓倒一切嘅能力,但天人合一之謬說之所以喺秦漢之後成為主流,絕對唔係單單源於某任皇帝強行推動,真正起決定作用嘅係漢帝國人民已經具有充分思想準備迎接糅合陰陽學與五德終始學之儒教。華夏食人族之精神世界貧弱,易子而食,以至道德殺人嘅文化,就係由儒教所支撐,而儒教之所以歷久不衰,到廿一世紀都有人擁護,現象背後反映嘅正係華夏食人族即使曾經擦出資本主義嘅火花,但一直都未有真正進入近世,係貨真價實嘅人類文明活化石。
精神貧弱,後繼無人
回應世人對秩序嘅需求,本來無可厚非,亦有好處,但喺華夏文化之中,理想同現實逐漸割裂,倫理地位日高,實際道德反而每況愈下。周人趕絕已征服地內之故有文化風俗,由上而下推行官方祭祀儀式,係世界歷史上相當常見之統治策略,但封土建國求安穩之後,始終要面對周天子失去民心之事。春秋時代,各國主體意識亦變得不穩,人人急於發掘治道解決眼前困境,而魯國孔子選擇嘅策略就係上追周公,重塑國家地位以自保。當時魯國歷史悠久,但政經實力皆不敵其他國家,再次從諸侯國林立之背景中突出自身自然成為孔子嘅目標。
「周禮盡在魯矣」一說,既反映魯國求助於周禮力量,亦透露孔子以先王聖道描述自己心目中嘅理想國之心,無奈再苦心經營嘅政治理論,到最後都因為缺乏小共同體而歸於塵土——如此發展,同時亦已預示後世所有真心儒者屢試屢敗嘅必然下場。孔子之政治思想,本來或者係有向善演變嘅空間,但魯國自己人唔支持,子弟傳道又力有不逮,久而久之,自然失去進入新時代嘅活力。其實,假如周公理念真係值得魯國上下傾盡全力守護,如此優秀嘅文化又豈會經唔起時代考驗,因為他國入侵而輕易失傳?對比以色列人之堅忍不拔,甚至將地方神想像成至高之神去解釋亡國滅族嘅命運,最後令猶太教釋放出自我救贖之能量,影響其他族群以至成個羅馬世界,孔門子弟嘅傳道意志,可謂相當薄弱。
周人統治早期,前朝文化仍然興盛,重視鬼神意見,事無大小都會問道於天,刻有甲骨文之龜甲出土,正係商人信仰虔誠之象徵。然而,周人之文化有別於前朝,而且對缺乏道德責任感之祖靈天帝都失去耐性,於是佢地開始相信個人意願高於神明指引,自身德行更勝上天欽點(畢竟商人亦曾經係天命所歸),結果就令神明成為政治決定嘅背書者。當神權變得低落而未有惹起嚴重爭議,人道比天道更重要之思想自然慢慢成為主流,華夏過早嘅政教分離,就令後人視人間一切都係人類事務,亦令「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成為後來孔子思想嘅基礎。
孔子死後兩百年左右,秦漢相繼而興,前者焚書坑儒,殘害儒者,後者則借屍還魂,利用儒學,儒學自此已經因應華夏土壤而萎縮變形,再未見昔日曇花一現過嘅茁壯之姿。畢竟,周人已經播好君權先於神權嘅種子,制裁政治由人定斷嘅果實亦係時候加以收割。收割之後,漢武帝以儒學包裝專制,以官俸收編文士,繼位者再興黨錮大獄屠殺少數敢言之輩,種種行為都係以唔敬神嘅周人為榜樣。公元二百年左右,東漢陷入分裂之局,周公理念終告壽終正寢,華夏文化亦正式鴨嘴獸化,而儒學幾經焊接轉化再焊接,就衍生出南宋國之民族主義、明清政權之閉關自守,以至當代中國之自卑自大矛盾心理——當華夷之辨代表排外心態,中華正統則代表自我中心,所謂「孔子學說本身係好」一語已經再無討論價值。
唯古是尚,輕薄自然
漢武帝想將儒學演繹為儒教,唔可能一廂情願推行,因為鞏固權力嘅過程引起太大反彈,就會擦槍走火,觸發動亂。換言之,在上位者收唔收窄到思想自由,係視乎民間接唔接受思想控制嘅準備。而活化石代表人物孔子之政治主張唔主張普世,唔主張反戰,是非對錯觀念含糊,可謂最有利於政權殘民自利,溫水煮蛙。
孔子主張之中,愚民反智首推「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先王所指,不論係理解成神話傳說中嘅堯舜,定係創立周禮嘅周公旦,其實都唔係完美無瑕嘅人,因為聖人始終係人。有能之人為處身於特定時代同空間中嘅人民建立社會共識,其實即係同英國普通法一樣嘅概念,過度歌頌某個時期嘅聖人,甚至要求往後嘅統治者都要複製聖人王政,簡直係忽略時移世易之自然規律。例如,神話人物神農氏之能力,在於推廣農耕技術,神話人物黃帝嫘祖之能力,在於擊敗蚩尤同推廣養蠶紡織,呢啲所謂為人民謀福祉嘅形象,其實係將人物刻意平面化加隱惡揚善嘅壓縮式造神運動,以聖人稱呼凡人可謂不合情理。雖然基督教信仰之中都有大量先知聖人,但先知聖人永遠唔係上帝,佢地只係負責傳達福音同按神意行事,最後審判之權仍然在於造物主手上,國王都要向上帝交代,人道之外畢竟尚有天道。
然而,儒教世界觀認為聖人有權替天行道,而天理既然要運行於人間,就唯有由最了解聖人之道之開國皇帝定斷。皇帝之所以自動成為聖人,係因為佢獲得五德終始說嘅加冕,咁亦即係話,天理係用於追認獲得江山嘅人間權威,天理可以係少數凡人嘅意志,天理根本同自然意義嘅天毫無關係。眾所周知,中華帝國皇帝概念(Emperor)同歐洲國王概念(King)有異,主要分別就係前者係天人之間溝通嘅中介,即使係貧民出身都一定係天命所歸之聖人,成聖之後就會自動同平民身分徹底割裂,而後者重視貴族血統,繼承領地只因家世顯赫,管治之時都經常要同教廷或教會爭奪權力。明白到兩者分別,兩種發展模式之相異即刻呈現眼前:平民爭奪聖人頭銜,華夏因而自陷於惡性循環,貴族爭奪俗王寶座,歐洲則逐漸走上協商之路,簡而言之,儒教可謂罪魁禍首,但產出儒教之族群亦難辭其咎。
審視返華夏神話,神農氏以身試藥嘅實證主義有貢獻,唔代表佢係仁義之人,黃帝攻打原居於中原地區嘅蚩尤部落,更分明係武力征服,後世儒者咁都可以話「君臣朋友之倫,亦為聖人所立,故人知之」,可見崇拜權威之頑疾已經積重難返。華夏食人族甘心接受統治,儒者更孜孜不倦於以聖人概括古代有能之人,不斷將有能者同有德者混為一談,直接導致嘅結果就係華夏文化總係有陳義過高、厚古薄今嘅傾向,而長遠後遺則係信史非史,真假混集,社會進程不進則退,如同鴨嘴獸一樣停止演化。
因為拒絕面對歷史,拒絕相信聖人非聖,拒絕與時並進,抑制商人同民不聊生最終就成為中國歷史書上最常見嘅兩個四字詞。戰國時代,商鞅入秦推行變法,已經提倡重農抑商,壯大地主階級力量,希望社會經濟停留喺農業主導嘅階段;至漢武帝執政,社會經濟再次興旺,朝廷又以新經濟政策打擊商賈,妨礙商品經濟發展,只為平息紛亂;其後儒者王莽篡漢自立,面對農民賣地,商人買地,土地兼併導致民不聊生之局,新政府嘅對策將儒學發揚光大,參考周禮推行終極復古,以井田制之名充公土地,再次分配,胡適形容佢做「一千九百年嘅社會主義者」,可謂無意幽默而更顯幽默。概而言之,儒學之本質,就係深信只要倒帶歷史加高舉禮教就會改善社會爭逐名利之亂狀,儒者之本質,則係真心推廣從根本上消弭階級生成空間之聖人必聖學說,既然如此,共產主義會同華夏文化無縫對接,自然合乎邏輯。
擁抱階級,拒絕天道
商品經濟係農業社會不斷發展就必然會走向嘅新階段,而唐帝國之所以重視貿易,所謂中國歷史都曾經有過資本主義之說,則係受益於儒教正統地位一度旁落。漢帝國時代,朝廷長期徵用異族士兵對抗異族,久而久之,異族亦定居中原,各族文化因而融和。其後,異族勢力隨時而增加,趁漢帝國崩解之際建立政權,更多異族大舉遷入中原,衝擊原有文化,儒教逐漸不敵佛教,平民精神世界亦因佛教傳入中土而稍為開闊。北朝政權一輪混戰過後,北周成為強國,然後楊堅取而代之,建立隋國,但僅僅經歷兩代君主,即敗於李唐,最後,面向世界之鮮卑文化正式主導中原,舊漢氣象因而大變,中原自由之風可謂空前絕後。故此,唐帝國時代,政權非但無意效法周禮解決經濟問題,更順應社會互信逐漸建立嘅趨勢,開創出前所未見之榮景。究其原因,並唔係君臣相契,而只係在於唐人未受儒教繁文縟節所限,敵視異族文化之心淡薄,亦無法接受只講倫理、盲從古制之落後觀念。
十世紀初,李唐由盛入衰,遊牧民定居日久,節度使手握重兵,地方力量割據,擊碎帝國模型,而以漢人領袖自居之趙宋亦乘機佔地稱王。積弱不振之趙宋定都汴京,再偏安江南,最後都係不敵其他政治力量,根本原因就在於世界秩序層層加疊之結晶品必然會超越華夏疊一層又刮清一層返回起點之墨守成規。丸山真男認為,儒學所呈現嘅世界觀,係從自然現實嘅觀察中演繹社會關係,即係將人間之事反映於自然界,呢種認知模式喺人類思維嘅初級階段其實係屢見不鮮,正正點出點解死守祖宗家法係不可取。研究前人經驗,抽取合乎自然之道加以發揚,係人類一直穩步前進嘅基礎,而因時制宜而精進,從來都唔係易事,任何部落、城邦、民族脫穎而出,都一定係有佢地嘅適生之處。華夏食人族之所以適生而又非適生至今,靠嘅就係閉縮世界一角,始終堅持以力服人,排斥人心善性,以無神論掏空平民對死後世界想像,令平民專注今世之禍福。佢地唔相信天堂地獄,唔相信真主在上,更唔相信八百萬神明時刻存在,就連因果報應之說亦唔會對佢地構成實質心理壓力。終於,仁義禮智倡於市,即演變成虛偽造作,中庸之道行於世,即演變成折衷妥協,三綱五常為定法,即演變成父權壓迫,儒教之流弊,盡見於當代中國社會。
孔子真心相信貴賤有序,君臣有別,佢推崇仁義嘅目標只係想維護社會秩序,而唔係期望小人質地嘅人有朝一日變成聖人。天人相關之世界觀,係孔子理念之核心,即使天人合一同性即理係後人加以發揮,亦唔代表孔子本人係意識到天道但刻意存而不論。而朱熹生逢社會排外心態熾熱之際,主張「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明天理、滅人慾」,則向下開啟魯迅式精神勝利法。戴震批評朱熹理學,「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與外儒內法之華夏治國之道相呼應,本居宣長直言「儒者用儒道古聖人之說,佛道用佛之說,以定其理,於儒佛之中選取優劣,名之為道,皆己所私作之道也」,更係一矢中的。假如儒學所倡之君臣父子關係為恆定不變確為千古之法,父對子如同天對地,夫對婦如同陽對陰,階級社會合乎天理,咁古埃及王朝嘅「法老祭司—官吏軍人—商人農民—奴隸」社會制度同印度社會已經廢除但影響猶存嘅「婆羅門—剎帝利—吠舍—首陀羅—賤民」社會制度又有何不當?印度賤民女性生而為高階種姓男性之性器,應當承受施暴,若然理據來自種姓制度規定,又何以於理不合?當今印度社會之所以輕視女性,正正就係因為人類將人為之定制誤奉為金科玉律,唔再與時並進。當法老之墓已經風化,種姓制度亦已廢除,華夏儒教竟然仍然受到無知之徒狂熱吹捧,現代人除咗同情,大概亦只可苦笑。
人類之所以生於人道,在於人道生於天道,所謂天道即世界秩序、自然規律,難以名狀,但世界各地嘅神話同宗教正係人類解釋自身對天道如何理解嘅參考,只要加以比較,就會理解儒學鴨嘴獸原地打轉之演化史既罕見亦唔算罕見之處。希臘神話、北歐神話、日本神話等神話體系之中,諸神品格並非無可挑剔,但正因為諸神各有瑕疵,以天理操縱凡人之事至得以避免,因為人間之上有天神,天神之外有宇宙。漢武帝之後,所謂儒者,僵化大腦之內充斥盲目抵制外國之執念,又堅持凡人必須接受教化方可由惡轉善,所謂人本思想由此更見粗陋。
取締腐儒,遺毒自清
香港歷史自開埠起即與華夏食人族分道揚鑣,儒教思想早已隨年月而淡化,國體安定之後,新政府與學術界亦應以全面否定儒教遺毒為要務。回顧香港歷史,前人對中國革命事業嘅熱情確實高漲,而二戰之後,居於香港但卻心繫故國嘅人亦不在少數,但對香港民族新世代而言,反民主、反自由以致反歷史嘅華夏文化,已經變得陌生。即使中小學一直受到教科書論調洗腦,但大多數香港人都已經從中共暴政同華夏食人族真心擁戴不義政權之驚人現實之中,明白到中國政權同中國人之社會共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嘅恐怖真貌。所以,只有徹底排除儒毒,解構華夏,香港民族至有可能正本清源,堂堂正正步上獨立之路。
二十世紀初,滿清帝國倒台在即,稍有學識之革命人士如梁啟超抄襲西方民族主義,虛構出中華民族概念並加以普及,尚未進入近世嘅中國平民照單全收,忽然就成為炎黃子孫。華夏可與古埃及、巴比倫、古印度並稱「四大文明古國」之荒誕主張,亦係梁啟超得意之作。香港華人定居香港日子尚短,難免關心故地政事,香港歸屬尚未生成,積極參與中華民國內政者不在少數,何東之第三子何世禮放棄英國國籍而加入中國國民黨,戰後按黨指令促成港台貿易,直至1973年返回香港都繼續辦報為國民黨作政治宣傳,正係出名例子。
另一相當熱愛中國代表,則必定要數中大新亞書院創辦人錢穆。余英時形容佢「一生為故國招魂」,可見錢穆終生以所謂國學推廣者自居,完全未有因移居香港而改變舊思想。昔日香港中文大學成立之時,錢穆極力取爭院校首任校長必須係中國人,又認為中文大學應以中文為教學主要語言因而堅持以「香港中文大學」命名,中國認同昭然若揭。佢對自己想像中嘅中國一往而情深,因而流露一種彷彿終生從未接觸西方與東洋思想之固執,重申中國傳統政治唔可以僅僅以西方之君主專制簡單概括,實為「一種自適國情之民主政治」——視唐帝國為一個中國、主張唐之三省制有效制約君權、中國之常態係和多於分等等,都係落伍到無以復加嘅一管之見。而由佢生前曾經講到美國就發狂,指住門口一隻狗當佢係美國前總統杜魯門咁痛罵,更講出狗都比杜魯門有尊嚴呢類軼事觀之,佢嘅生平係完全符合一個愛國儒者嘅典型形象。如此人物,即使對本地大學教育事業有所貢獻,但情緒上狂熱反美反帝,又為中華帝國千年專制辯護,學養實在需要重新評估。
無可否認,大量香港前人視野受時局影響而繼續以中國人自居,但如此現象持續至香港前途談判時期,已經開始生變。香港人雖然尚未完全去除原有認同,但香港文化喺無形之中已經重塑緊大眾嘅心理,只係香港人發現唔到自己一邊做中國人,另一邊又希望維持英殖原狀之精神分裂。呢種精神分裂之下嘅集體意識流動,其實就係香港人成為民族前嘅心路歷程,而一百八十年嘅潛移默化所實現嘅厚積薄發、飛躍進步,非但唔係儒家教化而致,更係完全因為親近西方同時遠離華夏而成。
脫華復性,重新做人
所謂親近西方,更準確嘅講法其實係脫離華夏,恢復人性。儒學本身具有箝制思想之效,自漢武帝獨尊儒術已見一斑,名為推廣文教,實則罷黜各家各派思想體系;南宋朱熹理學號稱重振道學,實際上只係以嚴厲道德批判約束平民,同時助長社會無道德無責任之風;至明之世,統治者為求維持社會穩定,藉科舉制度推動儒教洗腦,應舉者因而受到顧炎武所指之「八股之害」,最終心腦俱殘,民智盡廢。儒學鴨嘴獸分泌之毒液之所以毒,在於人性本有善心,社會發展本有規律,無論任何年紀,都自然會心懷慈愛,無論任何職業,都應該以誠待人,但儒教竟一味高舉聖人之教,無視人類生而擁有之情感與本能,以及可以憑藉強大意志戰勝自身惡念之潛能。結果,華夏食人族因為遺忘人性而更難消滅食人文化,每日猜忌鄰里甚至親人,惶惶終日,最後只可以加入恐懼共同體以求自保;而香港先民因為勇於走出重圍,移居自由天地,最終就喺講究契約精神同市民權利嘅英國殖民地落地生根,開花結果。
〈皇后大道東〉歌詞提及「知己一聲拜拜/遠去這都市」,知己所指正係英國。香港人當時之所以認為知我者莫若英國,其實係因為尚未意識到真正嘅原動力始終來自自身,而非他者。的確,「這個正義朋友面善又友善/因此批準馬匹一周跑兩天」,英國殖民統治為香港先民提供比華夏食人族領域更自由嘅生態系統,但「百姓也自然要鬥快過終點」之「自然」二字,其實只係香港人之自然,並非任何人都可以做到,因為香港人願意為家人付出,亦積極計劃未來,再好逸惡勞都始終希望跟隨社會流動,成為中產。香港人樂天而散漫,靈動而急躁,好食懶飛、輕言放棄者大有人在,然而,大家從未向惡勢力低頭,正係因為心中有愛,是非分明,始終相信只要肯做肯試,凡事皆可能。
香港人開朗樂觀,自覺鴻運當頭,源於香港歷史順風順水,寄居香港,有付出就必定有回報。香港位處東西之交匯處,立於風暴前線,但自開埠至廿一世紀初,城市內部大體風平浪靜,經濟偶有受挫都總係快速復原,貨如輪轉,財源滾滾來,香港人因而難免自覺好彩。加上,香港人長期觀察邊境以北之民間疾苦,對比之下,落戶香港有如抽到上上籤之感,自然油然而生。然而,香港人心中亦一直暗藏惰性,雖然知道不勞而獲只屬幻想,但仍然難以戒除受華夏食人族文化影響之少做少錯僥倖心理。不過,香港人有小聰明,學習能力強,享有相當教育水平,配以外資林立之營商環境以及因自由開放而格外開闊之國際視野,醒目仔女形象相當鮮明,心懷僥倖都一直過到骨。香港人思維靈活,重視規則但絕不死板,生活上體現為擅長與來自世界各地之人溝通,寬容接納各式文化,抗爭時則表現為手段多樣,變化莫測,創意無窮,正係醒目之明證。不過,一般而言,香港人唔係以堅守原則而廣為人知,急功近利與缺乏耐性,常見於日常生活及工作,可以敷衍了事則必然得過且過,節省成本心力,亦係香港人之特點。由此可知,香港人之民族性,與告別華夏食人族之香港歷史緊密相連,全靠一代接一代發揚人性,一點一滴累積而成,香港民族形狀方有今日之清晰可見,後人應當追認珍惜。
華夏毀滅,東亞振興
霍布斯認為,人處於自然狀態難免侵略他人,故此強大政府結合嚴刑峻法,方可防止人類作惡,喺著作之中,佢更以神話中嘅海怪利維坦比喻權力無限膨脹之政權,形象鮮明而震撼。如此思維,正與華夏食人族之認知經驗相似,兇猛海怪與儒學鴨嘴獸之相似,自然亦合理不過。當我回想遠足當日尋覓野生鴨嘴獸,行到設有指示牌之處時之興奮,守候多時而更覺眼前湖景乏善可陳之悵然若失,我突然就諗起黑格爾對中國歷史之精準概述——不停將歷史推倒重建,只不過係「重複終古相同之莊嚴毀滅」。人類文明史上有戰有和,興亡交替,但整體一直係向建立契約、互相約束、互相理解邁進,生活亦因而變得更加美好,無奈華夏食人族一直錯過改革機會,最終就只可以凍結於遠古之世,停留於保護自己免於遇害身亡之原始時期,無法離開every man is enemy to every man之悲慘國度。
中國解體之後,以理殺人之儒教枷鎖將會同時崩潰,滅頂之災會令華夏文化追隨者真正意識到自身信念之不合時宜,而中國治下飽受壓迫嘅大小族群將會經歷西方族群早已經經歷過嘅後帝國時代,呼吸道聽途說已久之自由空氣。建設之路雖然長路漫漫,但天花拆封之後,非你死則我亡之敵對心理自此鬆綁,以日本為秩序維護者之東亞各國將會長久和平共存,而香港建國,既要與日本台灣攜手合作,鞏固東方連繫,亦要促進北方初立諸國與已發展國家之政經交流,扶掖後進。香港深受東西文化薰陶,輝煌歷史已達一百八十年,經驗之豐富絕對不遜色於世上其他喺戰後至按住民自決原則建立嘅國家。只要繼續精進自身,分工合作,堅持到中共主動挑起戰爭之日,香港民族自然會戰勝黑暗,浴火重生。
精進之真義,在於將好戰之意約束於一己體內,以批判他人之態度自我批判,每日反省,每日悔悟,直至重新發現香港民族本已有之嘅人性,成就自己同民族全體。而人性之內,本來就應該有順應天道與愛護他人之心,因為香港民族既然一早已經從華夏食人族之無神論輪迴中自我解放,自然亦等同回歸最初之善良。幾年之後,中國勢將發動戰爭,殘害香港民族,兩國平民難免要兵戎相見,但我相信香港民族大獲全勝之後,絕對唔會重蹈華夏食人族覆轍,冤冤相報,種下更深仇恨。相反,香港民族經歷正義之戰後,將會胸懷促進全人類之道德觀及世界觀差距繼續收窄之美好願景,上承抗爭時期齊上齊落口號,由學識寬容對待民族同胞開始,發揚民族內部應當愛人如己之團結精神,為日後同敵人亦可冰釋前嫌鋪路,成為更成熟嘅民族。只有維持香港文化中一直存在之宗教多元主義,勇於承擔為區域和平竭盡所能之重任,香港民族至會既可確立香港國體,同時再次成為名副其實嘅自由香港、東方之珠。
https://gnimmm.com/2020/06/11/chinese_platy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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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義禮 智 生活 例子 在 盧斯達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盧斯達:拯救香港學生 需要施永青精神原子彈? | SOSreader】
傳媒大亨兼地產代理商人施永青,似乎對快樂指數、抑鬱症這類話題特別有興趣。去年11月他那篇《為何這麼多的學生都感到抑鬱?》,據說引起很多人的批評,不論是另一張報紙或是網絡;幾日前那篇《為甚麼香港人不快樂?》,引述美國蓋洛普中心早前進行的全球快樂指數調查——原來香港人的快樂指數只得21/100,在列國之中處於低端。然後施永青提出他的論據:一批前列的「快樂國家」,例如斐濟、哥倫比亞、菲津賓、墨西哥、印尼、印度等,都不是發達國家,為甚麼呢?
於是他認為「一個人是否感到快樂,並不一定與客觀條件有關,而是更多的受主觀的心理狀態所影響」。他進一步推論,香港上一輩大多比新一代開心,是因為前者挨過苦,只要環境稍為好轉,對比強烈之下,就容易覺得快樂。這與《為何這麼多的學生……》一文一脈相承, 他認為那些輕生或叫痛的學生、年輕人是因為嬌生慣養、對世界有多餘幻想、鑽牛角尖等等。
除了這些老一輩的傲慢與偏見之外,那篇文章還有很多新奇論點,例如他認為小朋友穿不暖、食不飽,身體就會分泌激素抗抑鬱。但當然現時的醫學發現中,還未找到這樣一種激素存在。不穿衣服就可以激發身體潛能,令身體不怕冷?這只是施式邏輯。西藏僧人都要練拙火定,但那也是專門技術,不穿衣服只是不穿衣服,拙火定是拙火定,不是不穿衣服就會習得拙火定。
中國人的主流思維方法?
施永青一直以來評論香港老少的心情群象,都非常的唯心主義。即他總是過度放大精神力量的作用。例如認為人「感到抑鬱」是因為鑽牛角尖、不接受現實,而解決之道也很簡單,全在乎一心,只要自己放下自在,接受現實就行。也許因為是富豪,所以反而對物質和大環境沒有感覺,而將精神視為最高。
眾所周知施永青發跡之前是個熱切的左翼,信奉毛主義和馬列主義。中共有時也是非常唯心傾向的政權,雖然他們宣稱自己是唯物。尤其是大躍進火熱朝天,憑信念就可以無視物理限制,相信蠻幹就可以農產大豐收和大煉鋼成功。後來的文革也是精神第一。左傾、政治正確、不能叫主席負責,這些都是一以貫之的「道德」。
林彪:「精神原子彈,即人的思想覺悟、人的勇敢、這比物質的原子彈強得多,有用得多,強得多,而且這只有我們辦得到,我們的敵人是辦不到,因而這是我們專有的,是帝國主義無法同我們比賽的。」
從大躍進到文革到現在,中國人都是講究精神和思想的,至少每一個總書記都會推出自己的「理論」。縱使不怎麼樣有內容,但都要有。
據說黃仁宇當初(或現在依然)不受「正統學術界」的認可,但是他的觀察仍然犀利:中國人以道德辦事、以道德組織、以道德代替實際,使整個龐大的帝國「在數字上不能管理」。這種文明性格從帝皇將相,到販夫走卒,都能夠看到。即使歷史書寫也是如此,古代的春秋筆法也其實是希望移風易俗的另一種精神原子彈,立心第一。用仁義做干戈、忠信做甲冑,以愛明、愛清之心,鼓動人民抵抗日本人的刀、西方人的槍。國民黨右派,乃至中共極左派,都繼承這種「類禪政治」。
離開帝皇將相吧,回到販夫走卒的世界。施永青作為一個例子也很類似。例如他說抑鬱症的時候,先說了他遇到的司機(可能即是他自己)的意見,然後戴頭盔:「研究心理的專家可能有不同的看法……」,這裡看出他可能不知道抑鬱症並非「心理問題」,在心理學家和行為治療那一派之外,還有「精神科醫生」,病人食藥其實是治肉身的病,調節血清素、腎上腺素、甲狀腺的分泌問題。
又例如他說香港人的快樂指數,他的文路似乎也只是指向禪宗式的改變個人心態,對於「發展」的定義也太過偏狹。香港經濟數字高,不代表「宜居指數」高;「落後國家」經濟數字不亮眼,不代表沒有其他東西,令其變得宜居及令人快樂。例如物價指數、休閒、環境、生活空間,香港之難居,都在這些方面。這些苦害人的現實,是要治的。
但有錢人會叫我們換個想法、或者找明哥和神的第三個獨生子,以慈善來救濟你,或者以宗教和新宗教,使你專務心理和精神世界,因為他們不想那個他們佔優的現實有絲毫改變。講究仁義禮智、四維八德的時候,通常就是真正的道德和正義已經失去之時。這是老子講的。當人要回去講心靈雞湯的時候,現實一定已經腐敗僵固過了臨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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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義禮 智 生活 例子 在 偽學術 Youtube 的最佳解答
【認真聽】純愛不純|#台灣青春愛情電影|刻在你心底的名字 \\ 李長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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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8年台灣電影再次興起以來,通俗的青春愛情故事,不但成為話題與票房的解方,也時常在各影展獲獎。以《#刻在你心底的名字》為例,金馬獎就入圍5項,也榮獲「最佳攝影」、「最佳原創電影歌曲」。盤點台灣青春愛情電影的興起,除了70年代瓊瑤式愛情的健康寫實延續,90年代台灣新電影借用愛情重建台灣性。但進入2000年後,一切開始慢慢不一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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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開始,《藍色大門》(2002)、《盛夏光年》(2006)、《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2011)、《女朋友男朋友》(2012)、《等一個人咖啡》(2014)、《我的少女時代》(2015)、《六弄咖啡館》(2016)、《刻在你心底的名字》(2020),大量的青春愛情電影成為了台灣純愛想像的視野,他們以「青春」、「少男」、「少女」為名,表現出台灣人的情感文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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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今天的「偽學術 | 認真聽」,就來談談這20年來的粉紅泡泡。這廣大的戀愛流行文化是甚麼模樣?它們反映了怎樣的愛情轉向?從不同作品中又可以解讀出哪些文本隱藏的敘事?還有那些膾炙人口的電影主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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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內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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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麼是愛情電影
▶ 我的《藍色大門》與青春
▶ 「青春」的形構
▶ 「少男」、「少女」的理念型
▶ 純愛不純—台灣青春的反叛結構
▶ 情感先於政治
▶ 愛情電影主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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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story 聽這裡:https://open.firstory.me/story/ckk39z6z0zvfx0807v0lu7165?ref=andr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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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kbox 聽這裡:https://podcast.kkbox.com/episode/4pHpNRfyLL7Tosl61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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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otfy 聽這裡:https://open.spotify.com/episode/3sbEXh0CwFSEICRNTdR09S?si=dyHHN9_qR-OzUF8q3P95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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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論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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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麼是愛情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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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談「愛情電影」,那勢必是要做個「#類型電影」操作型定義,儘管近年台灣電影的類型化飽受批評,但其的確是招喚大眾的一個方便途徑。或許我們可以幫愛情電影分類為:羅曼史(romance film)、通俗劇(melodrama)與文藝片。目前2000年後的青春愛情電影來看,則較多傾向文藝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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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因為電影類型化的緣故,其可以更清楚地連帶成一套系統、原則與期待。當「#愛情電影」正式成為一種培養台灣人觀賞電影的習慣,除了公式化的內部敘事外,向外延伸後,便足以展開各種文化工業的制度性生成,例如偶像明星的打造、週邊商品販售、主題曲的流傳等(Illouz,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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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透過類型電影的集體觀看,可以反映出一個社會的意識形態,或是文化模式。好比《#為甚麼愛讓人受傷》中,Eva Illouz(2012)藉由《傲慢與偏見》來理解西方個體主義的浪漫生態,或許我們也可以在這20年來的青春愛情電影裡看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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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藍色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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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藍色大門》張士豪的那個年紀,夏天的午后是連續補習戰鬥的人生,週一、三、五是何明數學,週二與週四是徐薇英文,當然以我不學無術的青春,大部份都是呈現偷懶蹺課的狀態。那時候究竟能夠有甚麼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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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的《藍色大門》第一次開啟了我對愛情與性別的思考。導演易智言當年拒絕了參加金馬獎,不然,這部相當具有時代意義的作品,肯定有不錯的成績。片中孟克柔(桂綸鎂)、張士豪(陳柏霖)、林月珍(梁又琳)三人的關係,呈現了00年代台灣青少年的社會行動與市民生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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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的形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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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以後會成為甚麼樣的大人,變成00年代後市民社會中年輕男女的煩惱。在後傳統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活中,這些都市裡的小事件,個人選擇的養成遊戲,成為我們最需要煩惱的自由,一種集體規則與個人自由的協調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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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是一個重視自我探索的過程(過渡),無論是《藍色大門》或是《盛夏光年》,都試圖描繪這種秩序建構中的過渡,五月天同名歌曲的日文名稱就叫「#青春の彼方」-- 放棄規則,放縱去愛,放肆自己,放空未來。也是因為這樣的「#失序」,青春才讓人懷念。最終,沈佳宜說「人生中的很多事情,原本就是徒勞無功的」,的確,我們正在腐敗,但我寧可選擇相信《刻在你心底的名字》結局的協調與釋懷是有可能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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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也帶著台灣觀眾走出90年代的悲情。早期的青春愛情電影帶著濃厚的陰鬱,一直到《藍色大門》開始,我們開始談論同志情感、性別認同、家庭關係、三角戀愛等情感議題,青春變得多元而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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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愛情電影裡,反映著情感的真實體制(regime of emotional authenticity)(Illouz, 2012),非常強烈地要求內在性感作為行動與選擇的基礎。青春中的人們,因為初次面臨社會化規範,人們會認真審視自己與對方的情感(愛情、親情、友情),以判斷這段關係的重要性與強烈程度。這大量的自我情感檢視,一見鍾情的強烈情感暗示,時常就是「青春」的情感面貌。這也是青春迷人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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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男與少女的理念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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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中的少男與少女,帶給觀眾對性別角色的論述形構,一方面文本建立起一種戲劇性、典範式的形象,隨著故事的開展,加深觀影者的情感投射,另方面一起作用的是,少男少女的面貌外表的特質,也形成觀眾的欲望對象,產生明星化的作用,成為性別操演的模仿理念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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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愛情電影中的少男比少女更加倍重視,除了《藍色大門》與《我的少女時代》外,其它全部的愛情電影幾乎都圍繞著少男,少女通常則作為是推動劇情的力量。少男的姣好面貌,成為電影世界裡的耽美重心,隨便舉例就一堆,陳柏霖、張孝全、柯鎮東、陳昊森、曾敬驊,「#大男孩」的對純樸、憨直、大笨蛋的要求,他們表現忠誠、可受控制,並且,他們不會對(男性)觀眾產生威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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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女主角則以「#熱情開朗大方」為形象,如《女朋友男朋友》中的林美寶(桂綸鎂),就如同前述,她起了連結兩位男主角陳忠良(張孝全)與王心仁(鳳小岳)的作用,確實地帶動敘事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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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青春的反叛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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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後的台灣青春愛情,某個程度上融合了日本和美國的純愛視野,前者展現了「#物哀」的精神,後者則更多在表現西方個體主義的追求。當然,不同的作品也有各自主題脈絡的側重,像是性別認同、性別麻煩(Butler, 1990)、青春成長、描繪時代精神、國家與社會變遷的隱喻、情感抉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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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而言,台灣的作品更擅長挪用青春的反叛結構,去對應、甚至逆返「#國家體制的規訓」,這個台灣電影本土化的大主題。2000年後的新導演,以90年代前後為基礎,自然而然流露出了導演本身的「懷舊」情感,想是一個包含了情慾、戀愛、政治、社會、經濟裝況的「情感的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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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感先於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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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女朋友.男朋友》為例,其為一部愛情電影,也是一部歷史電影。該片採用序列式的線性時空,將台灣的多重現代性再現。許多文化學者會討論國族與愛情的辯證關係,大時代下兒女情長,微小的愛情被鑲嵌在巨觀的社會脈絡中。但實際進入電影文本,才會發現,楊雅喆並不是要說明這種台灣性的社會—歷史時空,反而,他進行一種「#逆反」,讓情感能量來主導政治的場景。根本沒人真正在鳥民主自由,這才是真正的自由,非常後現代的後現代的後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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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雅喆幾乎總結了後殖民與後現代電影裏頭所有的多元主體:女性、情慾、學生、社會運動、娘娘腔、同志、小三、本土、鄉下人、都市人等等,運用了諸多遊戲般的情節將這些概念構成一個皺摺,裏頭緊密扎實情慾流動,展開又可以觀看台灣自由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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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年我們一起唱的主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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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愛情電影還是成為一種類型了,也不是壞事,也許是必然,這形成了一個穩定的大眾流行文化市場,引導著戀情與自由的話題,反映著純粹親密關係的渴望。在電影裡,人們才可以淡化成人愛情經驗的功利性、功能性。如果能夠再有一首好聽的情歌那就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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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能在腦中烙印電影裡的青春記憶,就一定要有一首讓人感動的歌曲,當旋律響起時,瞬間喚起洶湧的刻骨銘心,像是《藍色大門》的「#小步舞曲」、《我的少女時代》的「#小幸運」等。盧廣仲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就是一個不錯的例子。這首獲獎歌曲,編曲十分令我動心,第一聲,每次聽到小號與歌手聲線對唱,與法國號的穿梭交疊,都會全身起雞皮疙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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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首歌起了關鍵的宣傳作用,五月天、魏如萱、周興哲、蔡依林、田馥甄、梁靜茹、李千娜、韋禮安、曾沛慈、徐佳瑩等歌手的cover版傳唱參與,更加豐富了電影文本與影迷/歌迷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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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是,該約唱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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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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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llouz, E. (1997). Consuming the romantic utopia: Love and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2. Illouz, E. (2012). Why love hurts: A sociological explanation. Polity.
3. Butler, J. (1990).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routled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