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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陰婚背後隱藏的歷史真相，一度禁止一度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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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陸棄
　　　　
陰婚，也叫冥婚。是活人給死去的人舉行結婚儀式，讓他們在九泉之下得以成婚。陰婚在現代來說，一般被視為封建迷信，是不受法律保護的。因為死去的人，是不可能領到結婚證的。即便有零星的活人與死人結婚，為了證實所謂的生死不渝，也就是舉行個儀式，民政部門是不可能給他們發證的。但在古代，陰婚是被人們承認的，舉行陰婚的兩個家庭，也是按親家走動的

最早的陰婚：商朝

陰婚，與中國的文化傳統有關。中國是一個崇祖的國度，「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古時候的家中，幾乎都供奉著祖宗牌位，數典忘祖，是被人們不恥的行為。如果有人生前沒有成婚，意味著不可能有後，那是無法在祖墳立足的。解決的辦法，就是給他（她）舉行陰婚，讓他在九泉之下繼續人間娶妻生子行為。

舉行陰婚的另一個理由是，如果活人不給死人舉行陰婚，死人要回家鬧事的，也即「鬧鬼」。因為生前他們沒有成婚，心中是有怨氣的。這個怨氣需要活人替他們解決。家裡如果生活不順當，活人往往會往死人身上想，給逝去的人成婚，圖個心安理得。

舉行陰婚的第三個原因，是一些鬼媒婆可以藉機發筆小財。因為舉行陰婚，一般是大家主所為。沒錢的窮苦人家，是不會有財力幹這種事的。鬼媒婆們會極力促成陰婚，從中掙取勞務費以及娶親的不菲費用。

史上有資料記載的最早陰婚，應該是商王朝的王后婦好。婦好是商王武丁之妻，她是一位巾幗英雄，率領商軍南征北戰，為商王朝的領土擴張立下汗馬功勞。婦好不但是一位優秀的軍事家，還同時是一個主管祭祀、占卜的祭司。婦好三十多歲時，因為難產去世，商王武丁非常難過，先後為婦好舉行了三次陰婚，分別將婦好「嫁」給了他的三位祖先，六世祖祖乙、十一世祖太甲、十三世祖成湯。武丁的做法在現代來說是不可思議的，雖然是陰婚，也是亂倫行為。但在遙遠的古代，可能武丁認為將婦好「嫁」給英明神武的先祖，是對她最大的保護吧。或者，在那個時候，女人的社會地位低下，嫁給父、子乃至先祖，都是可以接受的風俗，就如同王昭君到匈奴後，先後嫁給匈奴王父子一樣。

唐宋陰婚得以盛行

商朝時就有了陰婚，周朝時卻明文規定不許陰婚，《周禮》記載：「禁遷葬與嫁殤者」，《周禮》據說是周公旦所著，或說是戰國時人假借周公旦為作者。但不管是周公旦本人還是戰國時人假借，都足以說明周朝的官方是不讚成陰婚的。究其原因，可能是本著陰婚浪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而言的。不過，《周禮》並未能完全阻止陰婚這一傳統風俗的發展，到了後漢三國時期，最著名的陰婚，就是曹操給兒子曹沖舉行的。一向奉行節儉的曹操大費錢財為兒子辦陰婚，可見陰婚在傳統文化中的力量之大。在親情面前，浪費點錢財真的不算啥。

曹沖是個少年天才，曹沖稱象的故事，學過歷史的人沒有幾個人不知道。如果不是曹沖早逝，可能魏國的接班人會出現更大的變數，曹丕與曹植之間的爭奪，還得再加上一個曹沖。而且曹沖的概率更大。曹沖早逝，曹操悲痛萬分，為曹沖選了甄氏女舉行了陰婚，並給曹衝過繼了一個兒子曹琮。

唐宋時代，陰婚在民間流行起來。唐朝人載孚寫了一本《廣異志》，內中記載著一名叫王乙的書生，與已死多年的女友之愛情故事，就像梁山伯與祝英台一樣，後兩家結成冥婚；南宋期間，諂媚秦檜的秦門下十客之一的詩人康與之，寫了一本書叫做《昨夢錄》，裡面記載「凡未婚男、女死亡，其父母必托‘鬼媒人’說親，然後進行占卦，卜中得到允婚後，就各替鬼魂做冥衣，舉行合婚祭，將男、女並骨合葬」。宋人郭彖寫了一本《睽本去》，記載著「晉俗，男女年當婚娶，未婚而死者，命媒互求之，謂之‘鬼媒’，鬼親後的兩家來往如姻婭」。宋朝之後，明朝宋濂、王袆主編的《元史》中的「烈女傳」，記載著「子弟死而無妻者，或求亡女骨合葬之」。當然，冥婚也有活人與死人之間進行的，大抵是因為活人與死人的感情太深，一時難以化解。

清朝陰婚成為傳統

經過幾千年的發展，清朝時陰婚已成為「傳統」，是一件勢在必行的事情，未婚者去世如果父母不給他們安排陰婚，反而會成為另類。清末作家徐珂著的一本《清稗類鈔》，就記載了清朝的陰婚故事。

陰婚的婚禮，與現實生活中活人的婚禮有許多相似之處，也要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就講門當戶對，也要送過門戶帖，也要到命館合婚，取得龍鳳帖。男方要送女方定婚禮，既要有真金白銀的，也要是紙糊的喪品。女方也有嫁妝，當然是紙糊的。至於高搭喜棚、宴請親友，這可都是真的。當然，死人要用相片代替，但也有用屍體的，所以因此發生的盜屍現象也屢有發生。但最後的陰婚結果，是男人與女人的骸骨要埋在一塊，在陰間確實達到成親的目的了。

值得一提的是活人與死人的成婚，也有許多女子自願的現象，民間叫做「慕清」，俗稱「買門口」。這是什麼意思呢，女人太怕結婚後受夫家虐待了，所以請求家長將自己嫁給一個死人，這是另類的陰婚。取得這樣的陰婚後，女人只是名義上的已婚婦女，實際上單身而過。清代學者俞樾將「慕清」之舉稱為「非禮之禮」，自願「慕清」的女人，該是對婚姻有多麼懼怕。

現代人基本上視陰婚為迷信，但在偏遠的農村，陰婚現象並未絕跡。偶爾在大城市裡，也會出現陰婚現象，但這種現象與古代不同，或只是為了尋求一種心靈的慰藉吧。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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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字形」的隋唐大運河，為何到後來被「拉直」成京杭大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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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計白當黑
　　　　
唐朝詩人皮日休留有「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的詩句，詩中的「此河」指的就是大運河。人們通常認為隋煬帝楊廣修建了現在依然發揮作用的大運河。

其實大運河分為隋唐大運河和京杭大運河，前者南北走向，兼顧東西，是「人字形」的，後者縱穿南北，橫臥東南，呈「一字形」，到底是什麼原因拉直了大運河呢？

大運河的前世今生

大業元年（605年）三月，隋煬帝組織上百萬民夫，開挖連通黃河和淮河的永濟渠，拉開了修建隋唐大運河的序幕。整條運河全長2700公里，以洛陽為中心，北起涿郡（今北京），南抵餘杭（今浙江杭州），地跨京、津、冀、魯、豫、皖、蘇、浙等8個省市，綴連黃河、海河、淮河、長江、錢塘江等5大水系，是世界上開鑿最早、規模最大的運河。

隋唐大運河縱貫華北平原、淮河平原、長江三角洲、杭嘉湖平原，是隋、唐、宋時期的重要經濟命脈，它以漕運為主兼及其它商品運輸，不僅節省了巨大的物流成本，還帶動了運河沿線城市的經濟發展，同時，促進了北方少數民族文化和中原漢族文化的交融，促進了中華民族大家庭的生成、鞏固和壯大。

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元世祖忽必烈下令對隋唐大運河實行局部修鑿，京杭大運河由此登上歷史舞台。儘管起止點相同，但它全長1797公里，途經京、津、冀、魯、皖、蘇等6個省市，主要水源由微山湖、昭陽湖、獨山湖、南陽湖等組成的「南四湖」補充。與隋唐大運河相比，京杭大運河縮短了903公里。至今，它仍然是重要的航運水道，與長城、坎兒井並稱「中國古代三項偉大工程」。

政治重心偏移，隋唐大運河命運堪憂

隋唐大運河惠及隋、唐、宋三朝，輻射長安、洛陽、開封、杭州、揚州等世界級大城市，奠定了唐朝的開元盛世和宋朝的經濟繁榮。可以說，在隋唐大運河的滋養下，奠定了唐宋數百年的長治久安、豐衣足食。

公元1272年，元世祖忽必烈遷都大都後，隋唐大運河愈發顯得不合時宜。當時的政治中心在大都，並非唐宋時期的中原腹地。隨著政治中心的東移，迫切需要江南輸送的錢糧物資。受到隋唐大運河走向的限制，物資經過多次水陸轉載才能到達目的地，運輸效率低下，增加物流成本。而江南地區在全國經濟總量中，佔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隋唐大運河難以適應社會經濟交流的要求，必須進行升級改造，截彎取直。

中統三年（公元1262年），著名科學家郭守敬因「習水利，巧思絕人」，引起了忽必烈的重視。至元二年（公元1265年），郭守敬升任都水少監，成為當時興修水利的骨幹成員。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郭守敬受命考察河北、山東山川地形。經過考察，他提出了拉直隋唐大運河的初步方案，以圖文並茂的形式，上報朝廷。

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春，身為都水監的郭守敬開始主持運河改道工程。在十年間，工程以江蘇清江為基點，在其南北兩南岸分別施工。清江北岸開挖「洛州河」和「會通河」，沿河的天然湖泊補充了巨額水量，船隻可直航天津，同時，開鑿大運河最北端的「通惠河」，運河從通州至大都積水潭，清江南岸鑿通邗溝和江南運河，抵達終點杭州。如此一來，京杭大運河初具雛形。清朝中期名臣朱軾稱讚郭守敬「所陳水利，言未盡從，然功烈赫赫」。

黃河水患頻發，隋唐大運河陣痛不止

從走勢來看，隋唐大運河分為「一撇一捺」兩部分。一撇是運河的下半部，自揚州始，運河向西北延伸，斜穿安徽，進入淮河流域，再經河南，接通黃河，到達洛陽。一捺是運河的上半部，運河從黃河轉向東北，流經河北，穿越海河，終至涿郡。

由於與黃河連接，給隋唐大運河帶來了不穩定因素。黃河中游穿行於黃土高原之間，河水中夾雜著大量泥沙，有「斗水七沙」之稱。據統計，黃河年輸沙量最多時達39.1億噸，年均輸沙量為16億噸。最高含沙量為920千克/m³，年均含沙量達37.8公斤/m³，因此，黃河是世界是含沙量最高的河流。

黃河裹脅大量泥沙，導致河道變窄、河床抬高、水利設施淤塞，形成地上河奇觀。出現洪水時，在巨大水量和泥沙的衝擊下，黃河下游堤壩極易發生潰堤，嚴重威脅兩岸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自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黃河在2540年中，有543年發生決溢事件，總共決溢達1590次。隋唐大運河受到黃河水患的影響，下半部絕大部分故道已經埋入地下，唯有考古發掘才能證明它的存在。

地緣政治變化，隋唐大運河難挽狂瀾

隋文帝楊堅實現了南北統一後，在江南地區推行諸多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造成當地門閥士族和關隴貴族之間的矛盾。開皇十年（公元590年）十一月，江南地區降而復叛，暴露出隋朝內部的裂痕和不穩定。

事實上，江南地區經濟發達，「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關中地區作為首都，是全國的政治和軍事中心。隋煬帝通過隋唐大運河溝通南北，調動東南地區的錢糧，供養西北地區軍需消耗，雙方各取所需，達成戰略平衡，實現南北和諧共處。

隨著政治中心的東移，產生了新的地緣政治。南宋詩人辛棄疾曾坦言：「夫守江而喪淮，吳、陳、南唐之事可見也。」足見淮河流域對江南的重要性。明朝地理學家顧祖禹強調：「南直以江淮為險，而守江者莫如守淮」也就是說軍事上守江不如守淮。他還提出：「淮甸者國之唇，江南者國之齒。」由此確立了淮河和江南唇齒相依的戰略關係。

故此，將東西走向的隋唐大運河改建為南北走向的京杭大運河，無疑是一筆性價比極高的投資，不但可以利用高效的航運，進行戰略機動、兵員調配、物資供給等軍事行動，還能為南方提供軍事戰略屏障，使北方政治軍事重鎮和南方經濟重心有機結合，形成統一的整體。

不論隋唐大運河還是京杭大運河，是封建王朝保持生機和活力的經濟動脈，產生了特有而豐富的自然景色和人文資源。隋唐大運河被拉直，順應了南北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需要，對時代進步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如果說隋唐大運河是弓臂，那麼京杭大運河就是弓弦，兩者合力，射出了中華民族偉大繁榮之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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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庫全書》中的科技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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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紹庚
　　　　
中國歷代統治者重道輕藝和鄙薄科學技術的思想，決定了《四庫全書》(以下簡稱「《四庫》」)的收書原則。四庫館臣明確提出：「聖朝納錄遺文，以闡聖學明王道者為主，不以百氏雜學為重也。」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四庫》收書無疑側重於儒家典籍，但乾隆也曾諭示對那些「發揮傳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而「有裨實用者」「亦應備為甄擇」，因此，《四庫》著錄和存目的科技文獻從總量上看還是不少。
　　
據粗略統計，《四庫》著錄的科技文獻有300餘種，約佔全書著錄的十分之一，存目360餘種，約佔全書存目的二十分之一。其中以數學、天學、農學、醫學、生物學和地學方面的書籍最多，而工程技術方面書籍較少。工程技術書著錄和存目僅有100餘種，主要涉及建築、水利、交通運輸等，偏頗較甚。就中國古代成就卓著的天、算、農、醫四大學科而言，當時采進的重要著作，《四庫》大多著錄，僅有少數列入存目。如天學的《新儀象法要》、《曉庵新法》，數學的「算經十書」、《數書九章》、《測圓海鏡》，農學的《齊民要術》、《陳農書》、《王禎農書》，醫學的《黃帝內經》、《傷寒雜病論》以至金元四大醫家的主要論著等，都已悉數收錄。明代四大科學名著(《本草綱目》、《徐霞客遊記》、《農政全書》、《天工開物》)，也著錄了前三種。工程技術類著錄有《考工記》、《營造法式》、《武經總要》等，存目書則涉及建築、紡織、冶鑄、水利、交通運輸、造船、兵器、造紙、印刷、陶瓷、製糖、釀酒、製鹽等，名目不少，但數量不多。《四庫》收錄的一些綜合類著作，亦常為科技史家所徵引。如沈括《夢溪筆談》，詳細記載了中國古代兩項重大發明(活字印刷術和指南針)以及其他一些重要成果，是名副其實的科技史上的名著。另外，在《尚書》、《詩經》、《周禮》、《禮記》、方志、筆記、文集等文獻中，也間有一些關於中國古代科技發展情形的珍貴史料。由上可見，《四庫》中的科技文獻和科技史料是相當豐富的。

《四庫》不僅收有當時流傳的許多科技文獻，更為可貴的還是從《永樂大典》中輯錄了一批當時罕傳罕見之書。例如數學名著《九章算術》，在明末清初幾近失傳，南宋鮑瀚之刻本僅存五章且是孤本，另有一部這一殘本的影抄本。著名學者戴震從《永樂大典》中輯錄出《九章》及劉徽等注，使之成為全帙，並做了初步的整理與校勘。他還從《永樂大典》中輯錄出秦九韶的《數學九章》。中國數學史上這兩大名著幸賴《四庫》保存下來，重顯於世，後經多次翻刻而流傳至今。又如《永樂大典》收錄的《熬波圖》，圖文並茂，是有關製鹽技術的重要文獻，也經《四庫》著錄而得以傳留。在《四庫》中這類文獻還有不少。在《永樂大典》絕大多數卷冊已經被毀無存的情況下，《四庫》保存和整理中國古代科技文化遺產的功績就不言自明了。

《四庫》中的科技文獻對當時和後世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由於參與編纂《四庫全書》的人大多是學有專長的一流學者，如戴震、李潢、陳際新、郭長發、倪廷梅等都是精通天文數學的專家，因而他們在天文數學方面的選書和整理工作就比較細緻準確，水平也比較高。因而，這些文獻的存世對今人瞭解中國古代的科技發展非常重要。但也必須看到，《四庫》收錄的科技文獻與儒家典籍和各種文集相比，數量要少得多。即使有些已采進的重要科技文獻也未著錄，僅僅是存目而已，有的後來甚至連底本也散失了，這不能不說是它的缺陷。例如《算法統宗》、《甘石星經》、《飲膳正要》、《耒耜經》、《豳風廣義》、《安驥集》、《洗冤錄》、《南船紀》、《糖霜譜》、《酒譜》、《梓人遺制》等，都是相應領域的重要著作，但《四庫》皆存目而未著錄。另外，清政府雖曾在全國範圍發起大規模的征書活動，並給予獻書者某種獎勵，但不少皇戚貴胄、高官顯宦甚至民間藏書家，都不肯進獻或全部進獻所收藏的孤本、善本和抄本等珍籍。如《四元玉鑑》、《楊輝算法》等都是在《四庫》成書後才由阮元收集到的。又如清康熙時欽天監監正、著名數學家和天文學家明安圖有關三角函數冪級展開式的數學成就當時已為人所知，而作為天文算學纂修兼分校官的陳際新，既是明安圖的得意弟子，又曾直接參與整理編成明安圖的數學名著《割圓密率捷法》，可《四庫》也未收錄該書。還有一些科技著作很可能是因為政治原因而未收錄。如明代宋應星《天工開物》是一部關於中國古代農業和手工業生產技術的百科全書，其內容幾乎涉及當時社會的全部生產領域，但也不見於《四庫》，其原因就很可能是因為宋應星有反清思想，其兄又殉明自盡，所以被排斥在《四庫》之外。
　　
《四庫》所收科技文獻都有或簡或繁的書目提要，但《四庫》書目達一萬餘種，卷帙浩繁，四庫館臣雖多飽學之士也難以仔細研究，因而書目提要紕繆疏漏之處亦復不少。如戴震輯錄的《九章算術》，其功績在於完整地恢復了這部數學經典著作的全貌，其校正的文字也不在少數，但也有師心自用、以意擅改而改錯了的文字。不過，各書提要中存在的種種缺陷也為進一步整理和研究這些歷史文獻提供了許多值得深入研討的課題。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就是學界公認的重要成果。
　　
《四庫全書》中的科技文獻，在一定程度上集中、全面地展示了中國古代數千年來豐富多彩的科技文明。這些珍貴的科技文獻不僅對於保存、繼承和發展中國傳統文化，深入研究中國科學技術史，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和學術價值，而且有些文獻如農書、醫書、動植物譜錄、地理方面的著作等，至今仍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和現實意義。這是前人傳留下來的一份極其寶貴的科技文化遺產，值得我們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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