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北島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
看吧,在那鍍金的天空中,
飄滿了死者彎曲的倒影。
冰川紀過去了,
為什麼到處都是冰凌?
好望角發現了,
為什麼死海裡千帆相競?
我來到這個世界上,
只帶著紙、繩索和身影,
為了在審判之前,
宣讀那些被判決的聲音。
告訴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縱使你腳下有一千名挑戰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藍的,
我不相信雷的迴聲,
我不相信夢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無報應。
如果海洋注定要決堤,
就讓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
如果陸地註定要上升,
就讓人類重新選擇生存的峰頂。
新的轉機和閃閃星斗,
正在綴滿沒有遮攔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來人們凝視的眼睛。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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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北島(本名趙振開,1949年8月2日-),中國朦朧派詩人,出生於北平市。1978年與芒克等人創辦《今天》雜誌,於八〇年代旅居、創作、教學、譯介於歐美各地二十多年。獲瑞典筆會圖霍爾斯基獎、美國西部筆會中心自由寫作獎、古根海姆獎學金、金花環獎等多個獎項,並被選為美國藝術文學院終身榮譽院士。北島也曾擔任香港中文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人文學科講座教授,現為中大文學院榮譽教授。出版多部詩集與散文,包含《生活》、《陌生的海灘》、《北島詩選》、《在天涯》、《午夜歌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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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Y:〈時代與他們的眼球〉
某種程度上,我覺得要「真正」地談一談這首詩,似乎就要先暫時擱置北島在《回答》裡反覆出現的那些高音調、隆隆作響的巨大意象,回顧一下北島這段頗具傳奇色彩的早年。儘管作者不必然要與詩作綁在一起,但是作為「那一代人」而言,他的青春和語言,幾乎是緊緊捲著整個近代中國史的暴風雨這樣飄盪過來的。一九四九年八月,當時還沒有成為北島的趙振開出生。也就是同一年,中國近代史也正式展開了新一頁:新政權被賦予了名字。一九四九年十月,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那幾乎就等同宣告,時代必然會巨大的輾過個人,或者碾碎個人。
再次回到北島:趙振開生於北京知識份子家庭,讀的學校是北京四中,四中便是當時最有名的高幹學校,亦是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地之一。理所當然地,北島自然也和那時大部分的學生一樣,成為了紅衛兵。北京四中曾經是北京乃至全中國最有名的高幹學校,亦是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地之一。北島反感紅衛兵的派系與鬥爭,但無論如何,激昂的口號與「文化」串連,還是深深膨脹起一個二十多歲年輕人心中的理想主義。儘管那注定要迎來破滅。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文章引述了毛澤東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隨即開展了全國範圍大規模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活動,因此1968年當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屆學生,後來被稱為「老三屆」)幾乎全部得前往農村。作為「老三屆」之一的北島,在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指令之下,他用了十一年(1969-1980)的時間,作為一名工人接受了再教育。在半封閉的孤獨狀態裡,北島開始有意識地寫起現代詩,接觸到北京的地下讀書運動,並在1978年時與芒克、多多等人創辦起《今天》文學雜誌。最後這個被查禁的刊物,成為歷史上朦朧詩派的匯集地。更後設的說:也許那一代緊緊被時代抓死的人,才能為時代寫出這樣的寓言——「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
作為朦朧詩派的鼻祖,北島在〈回答〉一詩中所展現的腔調,反而可以說很不朦朧,而是帶有十足革命、理想而抒情的。儘管每一節都很平均地保持四行的穩定節奏,但整體情感仍然是不斷往上堆疊。我們可以看到,敘事者直面「死者彎曲的倒影」對世界發出明確的質疑與挑戰,甚至不惜如此聲張:「縱使你腳下有一千名挑戰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在第五節的「如果海洋注定要決堤/就讓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如果陸地註定要上升/就讓人類重新選擇生存的峰頂」北島連續拋出兩個極大意象(海洋決提與陸地上升)建構畫面,但〈回答〉並沒有流於單薄乏味的說教,而巧妙地串起敘事者既抒情又充滿決心的狀態:讓苦水注入「我」,讓「人類」再次選擇峰頂。如果要在革命現場以一首詩來「回應」些什麼的話,那或許必然得是〈回答〉吧。
另,這首詩還有一個與詩作相關的趣事:除了遠近馳名的這首名作〈回答〉之外,北島也寫過另一個幾乎沒有公開發表、收錄詩選的前身之作〈告訴你吧,世界〉(1973),其實也很值得愛好者留意異同之處。相關的論述與對比,可以在嶺南大學的碩士生馬世豪〈中文寫作與世界詩歌:北島詩歌研究〉(2009)中讀到論者更嚴謹的分析與對比。比較值得一提的是,公開亮相的〈回答〉少了在〈告訴你吧,世界〉末二行的:「我會說:我不想殺人/請記住:但我有刀柄」中呈現的消沈、協商、不得不的抵抗,取而代之的是最後一節有了巨大的擴張。北島以一種更宏大的樂觀召喚社會,並且將「1976」這個年代刻意標立出來。1976 年是〈回答〉一詩公開發表的那一年,也是文革結束,中國即將邁入一個新階段的時期:
「新的轉機和閃閃星斗,
正在綴滿沒有遮攔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來人們凝視的眼睛。
1976」
轉機與星斗反覆變動,歷史也是。新的口號久了,終究也會蒙上另一種質疑與反詰的灰。再度凝視這些象形文字時,長期旅居海外的北島也產生了截然不同的心境。在散文《死亡之書》(2004)的訪談裡他自述:「現在如果有人向我提起《回答》,我會覺得慚愧,我對那類的詩基本持否定態度。在某種意義上,它是官方話語的一種回聲……我們是從那個時代過來的,沒法不受影響,這些年來,我一直在寫作中反省,設法擺脫那種話語的影響。對於我們這代人來說,是一輩子的事。」但作為遊歷者與詩人,說明最珍愛且始終帶著的東西,北島仍給出了如是回答:「中文。這是唯一不能丟的行李。」
帶著這唯一的行李,詩仍然在時代與象形文字之間朦朧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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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北島,《午夜歌手》(臺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1995年)
北島,《失敗之書》(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2004年)
成令方,〈訪北島〉《聯合文學》第40期(1988年3月),頁103-108。
馬世豪,《中文寫作與世界詩歌 : 北島詩歌研究》(香港:嶺南大學碩士論文,2009年)。檢自 http://dx.doi.org/10.14793/chi_etd.4
小編Y其他文章可見medium:
https://pse.is/3f52z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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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林宇軒
美術編輯:林宇軒
#每天為你讀一首詩 #中國當代詩 #朦朧派 #今天 #回答 #北島
https://cendalirit.blogspot.com/2021/05/20210505.html
同時也有1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4萬的網紅Dd tai,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東山區,原廣東省廣州市昔日的一個市轄區,原屬番禺縣鹿步司,是廣州市著名的老城區(老四區)之一,昔有「有錢有勢住東山」之說。民國20年(1931),設立東山區公所,是市屬行政區以「東山」命名之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東山區為人民政府接管,經歷了三次分合和區名更改,1960年8月定稱東山區。於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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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在 堅離地城:沈旭暉國際生活台 Simon's Glos World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國際學海迷津18] 超凡領袖的挫敗:重構文化大革命的「理性」
近來無論是國際社會的「伊斯蘭國」,中國內地的意識形態思潮,還是香港社會的群眾動員與反動員,都被拿來和數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比較。在一般人心目中,「文革」成了相當負面的名詞,因為那代表了億萬人集體投身政治的瘋狂,過程相當非理性;而毛澤東作為發動「文革」的領袖,通過鼓動個人崇拜,成了一錘定音的人間神。但其實「文革」真正的恐怖,並不在於它的非理性,而恰恰相反,在於它提供了一個劇場,讓全國人民相當理性地參與在一個瘋狂遊戲,把人性的陰暗面結構性地釋放出來。要了解這現象,我們應該閱讀「新左派」學術領袖王紹光教授的著作《超凡領袖的挫敗——文化大革命在武漢》。
王紹光是筆者在美國讀書時的大學老師,後來回到中國境內的香港中文大學任教,與崔之元、汪暉、甘陽等並列為「新左派四大天王」,對如何強化國家行政能力、調和貧富懸殊等問題有獨到見解,一直受不同意見學者的廣泛尊重。這本書是他的博士論文改寫而成,通過「集體行為」這一視角入手,以他最熟悉的武漢為案例,把在武漢搜集到的私人信件、出版物、報紙和地區檔案整理分析,通過「理性選擇」的假定,來解釋「文革」期間一般群眾的行為,主要論點有三點:
文革群眾才是由下而上的決定者?
(1) 按照社會學者馬克思韋伯對權威來源的分類,毛澤東顯然是所謂「魅力型權威」,發動「文革」時,聲稱要「天下大亂到天下大治」,主觀希望憑藉超凡的感召力,指揮全國人民進行「革命運動」和「生產建設」。但是在「文革」期間,民眾的政治運動現實,常常偏離了毛澤東本人的計畫和期望,毛澤東操控全局的能力,其實被遠遠高估。
(2) 廣大群眾在「文革」期間,對毛澤東確實抱有相當信念,但是他們在每一運動作出「參與」還是「退出」等決定的時候,最重要的考量,還是自己的個人利益。換言之,個人利益得失的算計,決定了當時群眾參與群眾運動的程度和模式,「文革」前期得以迅速發展,就是因為給予了大量社會上的年青人、邊緣份子得到利益的憧憬,而後期群眾尾大不掉、運動遲遲未能終結,亦與那部「利益機器」啟動後不能輕易收回有關。
(3) 在「文革」的每一個關鍵節點上,基於群眾利益和毛澤東最高理念的差異,毛都被迫努力修正群眾運動的路線,有時要扭左、有時要扭右。而毛的努力最終還是失敗了,要靠動員軍隊接管全國,既嚴控群眾組織、又嚴控被打倒的既得利益者,才勉強穩住局面到身故。換句話說,「文革」期間每個人的理性選擇,加在一起,導致這場運動完全超出了發起者的掌控,毛澤東作為一名「魅力型威權領袖」,得到的卻是徹底失敗。
王紹光對「文革」的分析不是學院派的「離地」文章,即使對今日的全球形勢,也是有現實意義的。全書既以韋伯的理論為稻草人,自然首先挑戰了韋伯的框架,特別是「魅力型威權領袖與群眾的不理性緊密聯繫」這假說,而這假說一度被西方社會廣泛採用,作為解釋「文革」期間中國人盲從於毛澤東的理論基礎。但是王紹光通過案例實證,發現群眾運動中對領袖的個人崇拜,其實有兩個不同層面:一方面是「情感維度」,反映人們非理性的一面;另一是「認知維度」,反映人們的理性思維,而兩者是並存的。韋伯對群眾運動的分析,卻相對忽略了「認知維度」,亦即忽略了群眾無論在多麼瘋狂的口號下,也會按照理性的個人利益得失分析,來決定自己立身處世的行動。只要運動持續下去,群眾就很容易通過同一口號,把運動騎劫,口中說尊重最高領袖如何如何,實質上卻是利用種種「破舊立新」的制度空檔,達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
Vs 西方主流權力鬥爭論
有趣的是,主流西方學界雖然習慣以宏觀、結構來分析社會科學,但談到中國,卻依然習慣以權力鬥爭、關係等角度來閱讀問題。例如有關「文革」,著有《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大卷的漢學權威馬若德教授(Roderick MacFarquhar),就幾乎完全採用了「權力鬥爭」的角度來探究文革成因,毛澤東及其周圍的中共主要領導人是被研究的主體,人民群眾則被認為是非理性的、處於被研究的陪襯地位。與馬若德由上至下的分析框架不同,王紹光對「文革」的分析是從下至上的,認為每一個人都是理性的行為者,他們與毛澤東的互動,才共同構成了「文革」這一集體行為。
習近平上台後,裡裡外外都大刀闊斧,雖然個人魅力不及毛澤東,但似乎也希望成為「魅力型權威」的代表。然而,正如王紹光對「文革」群眾的觀察,今天的每一個中國人也是理性的個體,依然會根據自己的利益來解讀領袖的意志,所以「中國夢」會被不同解讀,「大國責任」會被不同解讀,單靠口號和民族主義治國,台上台下都知道絕不可能。因此,習近平顯然比毛澤東更注重對群眾感知的控制,也就是希望通過設計一個框架,讓群眾能儘量既呼應官方的口號、也得到各自的利益,相信只要群眾能在不同運動當中分別有所得著,政府和領導威權才會不斷鞏固。這種模式,更接近上週談及的「獨裁者2.0」。
了解了這模式,我們不妨再回顧不少朋友的一廂情願,認為一時一刻的「左傾盲動路線」只是歷史的偶然,不久肯定會「撥亂反正」,這正是假定了有一個最高領袖能一錘定音的老毛病。可惜,現實是殘酷、也是理性的,每個管治模式的出現,都令一大批既得利益者成為共生,假如要改弦易轍,精英倒也罷了,那些除了搞群眾運動外別無所長的新貴又如何自處,又怎會收到一紙號令而消失?
小詞典:韋伯對統治權威的分類
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Max Weber)將統治權威分為三類:「傳統型權威」、「法理型權威」和「魅力型權威」。「傳統型權威」依靠社會傳統維繫統治的正當性,例如封建制、宗族制等;「法理型權威」的統治合法性則建立在現代法律、理性與科層制基礎之上;「魅力型權威」的統治則基於被統治者對領袖之個人崇拜,毛澤東、希特拉等一般被歸類為第三類,但這劃分近年受到越來越多挑戰。
沈旭暉 信報財經新聞 2015年9月7日
延伸閱讀:獨裁者2.0
https://www.facebook.com/…/a.969140649786…/1022363664464450/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在 蝦叔跑步 Uncle Shrimp Running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紐約時報>>剛選出了2012年度值得推薦的中文書,分有非虛構類和虛構類兩種,依次為︰
1.《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共三卷:《人民內部矛盾1956--1957年》、《大躍進1958--1960年》和《浩劫的來臨1951--1966年》
2,《鄉關何處:故鄉•故人•故事》
3. 《倒轉紅輪:俄國知識分子的心路回溯》
4,《虛構的猶太民族》(The Invention of the Jewish People)
5.《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
6.《表演與偷窺》
7. 《2666》
8,《地下室手記》(Записки из подполья)
9.《霍亂時期的愛情》(El amor en los tiempos del cólera)
10. 《追尋逝去的時光》(第1卷):去斯萬家那邊, (第2卷):在少女花影下(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11.《特別響,非常近》(Extremely Loud and Incredibly Close)
12.《自由》(Freedom)
13.《追日》(Solar)
14.《雷普利全集》(The Talented Mr. Ripley )
15.《寡人有疾》
原文刊於<<紐約時報>>中文網,網址如下︰http://cn.nytimes.com/…/…/2013/01/07/cc07chinesebooks/zh-hk/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在 Dd tai Youtube 的最讚貼文
東山區,原廣東省廣州市昔日的一個市轄區,原屬番禺縣鹿步司,是廣州市著名的老城區(老四區)之一,昔有「有錢有勢住東山」之說。民國20年(1931),設立東山區公所,是市屬行政區以「東山」命名之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東山區為人民政府接管,經歷了三次分合和區名更改,1960年8月定稱東山區。於2005年5月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批准撤銷併入越秀區。東山名的由來,與區處州城之東且崗阜連片,廣州人向稱丘陵為「崗」、主崗為「山」之俗有關。「東山」最初是以寺名出現。
廣州「東山」以寺名相稱始見於明成化年間(1465-1487)。總鎮兩廣的內官太監韋眷於廣州城東部(今署前路)建永泰寺,後亦稱東山寺。清順治八年(1651)重修東山寺,「東山」源此得名。因寺名而漸次將寺四鄰成片的崗台地區泛稱東山,大概始於清初。及至清末民初,這片崗台地開發成街村,僑房成批湧現,民俗習稱寺四鄰的街區為「東山」一直相沿未改。美國浸信會國外傳道部(簡稱美南差會)在 1888年(清光緒十四年)在五仙門(原長堤青年會)創立培道女學堂,並率先把東山定為傳教基地。光緒二十九年,美南差會通過華人教徒廖卓庵(又名廖雲翔)與東山寺右、山河兩鄉村民疏通關係,以高價購買入兩塊土地構築新校舍,是東山最早出現的新式建築物。教會人士陸續在東山廣為購地,建築教堂、醫療、社福、教育等相關設施。基督教東山堂,原名東山浸信會堂,是美南浸信會在中國廣州創建的一座重要教堂。東山浸信會堂起源於1870年建立的五仙西福音堂。到1908年,因教徒增加,而該地喧鬧,不適於擴建,乃將舊址出售,遷往東山寺貝通津9號重建新堂。1909年落成,同年5月2日成立東山浸信會。此後聚會人數又有較大增長,1923年7月擴建工程動工,至1927年4月16日竣工,教堂擴建成鋼筋混凝土結構的兩層樓房,並舉行隆重的獻堂典禮,改名為基督教東山浸信會堂,設座位1300個。1949年有信徒2000餘人。1960年,中國大陸實行「聯合禮拜」,該堂與其他幾間教堂合併,易名為基督教東山堂。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教堂被迫停止活動。1979年9月30日恢復開放,為全市基督教首間恢復聚會的教堂,目前仍是廣州規模最大的基督教堂。1986年,曾將主日學堂及副堂房屋借出辦廣東協和神學院,該院現已搬到郊外。
芳村堂亦是位於中國廣州的一座基督教堂。其起源於1891年由美北長老會傳教士那夏禮(Rev.Henry V.Noyes)創立的長老會五支會,位於培英學校內。1923年信徒增加以後,募集巨款在上芳村平民大街建造新堂,稱為中華基督教會廣東協會芳村堂,又名平民堂,英文名稱為那夏禮紀念堂。1960年教堂大聯合時,芳村地區的信義會芳村堂(1898年起)和中華基督教會白鶴洞堂(1937年,今培英中學(八中)內,原貌尚存)被併入該堂,實行聯合禮拜。1966年8月文革爆發,芳村堂被關閉,直到20年後的1986年1月才恢復宗教活動。1993年又因建珠江隧道被徵用,遷到下芳村原信義會芳村堂址。後搬遷信義路27號現址。
廣州錫安堂是位於中國廣州荔灣區西門口的一座基督教堂,1901年由旅美華人美以美會的余錫生牧師回國創立,初期地址位於油欄門(今海珠南鹽亭東街),因會址失火遷西濠口所買之地搭棚禮拜。1913年遷到西濠二馬路,並設立群淑高等小學。不久因該處成為商業鬧市,於是在1935年遷往西瓜園(今荔灣區人民中路392號)購地建堂,1936年2月新堂落成,取名“錫安堂”,意為“上帝聖殿”。1947年,該堂加入中華基督教會廣東協會。1960年以後,中華基督教會的萬善堂、七株榕堂,禮賢會的大德堂,救世軍的西華隊堂和基督徒聚會處(地方教會)都被併入該堂的聯合禮拜。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錫安堂也被關閉,到14年後的1980年9月21日,該堂恢復宗教活動。該堂附設有小學及幼稚園一所,基立村支堂一所,並出版有錫安會刊。1983年收回副堂,逐漸恢復各項事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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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三卷: 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作者: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马若德) 着. ISBN: 9789881557001 出版社: 新世纪出版社出版日期: 2012年10月语言 ... ... <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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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馬若德)是哈佛大學歷史與政治學萊勞伊•B•威廉士講座教授;前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任;《中國季刊》雜誌創刊編輯;曾經講學 ... ... <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