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請你告訴我，此人是猶太人的救主，還是縱容納粹屠殺的共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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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3月4日，一度被猶太人視為的英雄雷若．卡斯特納（Rezső Kasztner，附圖）在以色列特拉維夫的家門口被三名極右翼猶太人槍殺，在同月15日因傷勢過重辭世。然而，在死前四年，他還被公認為拯救上千猶太人的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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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建國後，卡斯特納在以色列獲得貿易與工業部的發言人職位。當時的他，被視為匈牙利猶太同胞的守護者，聲望崇高。不過在1953年，一名業餘記者葛魯恩瓦特（Malchiel Gruenwald）卻公開聲稱卡斯特納與納粹勾結，以色列政府隨後以國家名義控告他誹謗卡斯特納。不過隨著越來越多他細節釋出，卡斯特納儼然從原告被打成了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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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在1944年時，卡斯特納是匈牙利猶太人救援會的領導人，當時他為了拯救更多匈牙利猶太人，親自與當時負責的納粹官員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談判。在同年五月至七月間，納粹每天運送一萬兩千名猶太人至毒氣室處死。卡斯特納希望能救一個算一個，在艾希曼的提議之下，他決定以行賄方式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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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人最終達成協議，以一千瑞士法郎一個人的價位，救出1684名猶太人，由於不是每個人都能支付得起，卡斯特納更讓150個名額給其他富有的猶太人協助籌措。後來納粹軍官寇特．貝歇（Kurt Becher）還從中要到50個名額，將之轉讓給曾經對自己有恩的猶太人，但他向這些人收取更高價位，一人得酌收2.5萬瑞士法郎。所有獲救的猶太人後來被送往瑞士，將卡斯特納視為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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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戰後的紐倫堡大審時，卡斯特納甚至曾親自為貝歇辯護，稱他與納粹不是一丘之貉，這讓貝歇逃過死刑，以富豪身分獲得善終，活到了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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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魯恩瓦特緊咬卡斯特納表面上是在拯救猶太人，但實際上獲得營救的1684名猶太人包括了他的所有親友，而且成員大多非富即貴，雖然救了一千多人，卻有數十萬沒有得到預警的匈牙利猶太人身亡。這些細節曝光之後，以色列法官柯恩（Haim Cohen）免除了葛魯恩瓦特的誹謗罪責，轉而公開斥責卡斯特納「將靈魂出賣給了魔鬼」。卡斯特納頓時跌落神壇，成為以色列的過街老鼠，罹患了憂鬱症，隨後遭到同胞刺殺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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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死後隔年，以色列最高法院裁定卡斯特納無罪，為他平反。最高法院認定無論他使用的方法是否道德，他已經盡了一切努力拯救最多數量的猶太人，但也強調歷史才能做出最後的裁決。而社會上對他的看法依然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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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艾希曼在1960年被以色列從阿根廷綁來受審之後，案情也越來越明瞭。艾希曼指稱卡斯特納已經確切知道納粹正在執行最終解決方案（Final Solution），即大規模處死猶太人（世人多數是在戰後才知集中營的真正目的）。而當時卡斯特納確實極力要求他停止在奧斯威辛集中營之中進行屠殺，但艾希曼卻推說自己無法作主。這證明了卡斯特納確實保有善意，希望阻止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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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實艾希曼一直將卡斯特納玩弄於股掌之間，卡斯特納曾主張自己幫助1.5萬名猶太人從奧斯威辛集中營轉到一處不會執行死刑的勞改營，但艾希曼承認自己騙了他，並沒有真的照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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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納可能意識到如果對同胞宣稱走進集中營會被屠殺，要不是沒人信，就是會造成恐慌，於是在戰時他沒有向其他猶太同胞透露納粹的行動（另一說是他有放出消息，但無人理會）。所選擇的做法是與艾希曼進行交易，希望至少能救到一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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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全程參與艾希曼審判的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卻不買帳，她在著作中指控卡斯特納「救了1684人，但卻害死了大約47.6萬人」。指出艾希曼在匈牙利的滅猶行動成果顯著的原因，正是因為像是卡斯特納這類猶太人的姑息與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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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談論到這場艾希曼世紀大審時，許多人總是聚焦在艾希曼本人的罪行。漢娜．鄂蘭詳實地記錄了審判時的一切風波，而這些內容後來都被以色列官方掩蓋。在審判過程中，一名匈牙利裔的猶太人旁聽者向上台作證的匈牙利猶太人救援會成員佛羅丁格（Pinchas Freudiger）叫囂，他說：「是你們叫我不要逃」。佛羅丁格卻回說，逃亡者有一半機率被殺，所以他當然鼓勵大家不要逃。但事實上佛羅丁格自己卻逃去了羅馬尼亞，因為他有錢能逃。由此可證逃的人還可能活下來，但沒逃的人幾乎必死無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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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市面上幾乎所有關於大屠殺罪行的小說與電影，清一色在描述納粹作為加害者的罪行，這很大原因是因為背後出資者多是猶太人。不過幾乎少有人探討的是，那些與納粹有所勾結的猶太人在戰時所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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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世歷史學者發現納粹之所以能夠如此有效率地屠殺超過六百萬猶太人，的確少不了某些猶太人的「協助」。但這些協助的用意卻也不能完全簡化地描述成為虎作倀。好比在艾希曼審判時，卡斯特納的同事布蘭德（Hansi Brand）被問到為何不考慮暗殺艾希曼，她無奈答道：「艾希曼死了自然會有人替代他，事情會繼續進行，也許（屠殺）還會進行得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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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你面對這種進退兩難的困局，該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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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今日，卡斯特納的功過依然兩極。2008年，美國導演蓋倫．羅斯（Gaylen Ross）推出紀錄片《Killing Kasztner》，重新談論卡斯特納的生平，甚至找來當時參與行刺的槍手艾克斯坦（Ze'ev Eckstein）與卡斯特納的家人見面。後來在2015年，以色列主流報紙《國土報》刊出解密文件，內容顯示卡斯特納之死應是由以色列國家安全局主導。艾克斯坦在近日辭世，終年88歲。他在生前暗示自己後悔參與了刺殺行動，他說若是今日的自己，絕不會做同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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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納的一生，無疑是絕佳的劇情片題材，或許再也沒有一個猶太人比他在戰爭期間的處境更有爭議、更值得深入辯證，遑論他晚年被全民公審、刺殺的遭遇，都有戲劇性。但相信我，短時間內不會有人敢輕易去碰這個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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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對大屠殺相關題材有興趣，本週台灣有部斯洛伐克電影《逃出奧斯威辛 The Auschwitz Report》（2021）倒是相當值得觀賞。該片的切入角度也與其它電影不同，著重在世人在已經查知納粹暴行之後的選擇性姑息，也能與卡斯特納的處境產生一些應對，不過該片主要是就逃亡的猶太人觀點出發。該片也能與前年上映的《普立茲記者 Mr Jones》（2019）能進行對照，誠摯推薦。
捷傑電影 #逃出奧斯威辛 #TheAuschwitzReport #ZeevEckstein #RezsőKasztner
漢 納 鄂蘭 審判 在 [好雷] 紀錄片《漢娜鄂蘭－思想的行動》 - 看板movie 的推薦與評價
圖文好讀版：https://goo.gl/qruwk1
時至今日，提起她的名字和著作，仍然不免引起討論和爭議「漢娜‧鄂蘭」，這位歷
經兩次世界大戰的美籍猶太裔女性，在二戰結束後人們渴望實現公平正義的關鍵時刻，寫
下《平庸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判紀實》（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這本驚世鉅作。雖然鄂蘭的顛覆性思考替她招來不少攻擊，但
是她的理論絕對值得當代人好好省思。《漢娜鄂蘭：思想的行動》這部紀錄片，邀請了鄂
蘭的學生、老師及幾位作家學者做詳細訪談，並收錄她生前多封信札和電視節目畫面，讓
觀眾能藉由大銀幕親臨其人，了解這位不平凡女性的對世界、對人類的種種觀察和心得。
【生命基調：遷徙與流浪】
出生於1906年德國的鄂蘭，父母都是猶太人，不過在鄂蘭的成長過程裡，她不曾被要求謹
遵猶太人的禮儀、宗教來生活，這一點或許影響了她日後包容、擁抱多元性的特質，因為
她的童年沒有被任何一種意識形態束縛。大學時期，鄂蘭與她的啟蒙老師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相遇、相戀，也與恩師雅思培斯成為莫逆之交。1933年，由希特勒及納粹黨
掌權的德意志第三帝國展開高壓統治，鄂蘭只能逃離家園，繼承猶太人千年來的流浪宿命
，展開她顛沛流離的一生。隨著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與收場，鄂蘭經歷過慘無人道的集中
營地獄、一再展開的逃亡，最後來到當時文化與種族兼容並蓄的美國，最後歸化美籍。
鄂蘭的流浪使她對人類的生存權利更進一步深度思考。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湧現了為數
可觀的難民，這批戰爭的受難者在土地與土地之間遊走，沒有國家願意接納他們因為
比起這些難民，此時國家更關心的是自己國內的經濟狀況和復原程度。失去話語權以及其
他種種為人的權利的難民們，被歐洲各國視為「有待解決的棘手問題」，而非一群急需保
護的「同類」。在此一情形下，鄂蘭看見的是民族主義缺乏的多元性與包容性，一個過於
強調同根同血緣的意識形態，在追求同族利益的同時不免會排擠到「非我族類」的權利，
當此種排他性發揮到極致的時候就會釀成悲劇不論是二戰時期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
還是持續至今日傷亡不斷的以巴衝突，都是民族主義衍生出來的事件。
對鄂蘭來說，人的可貴之處在於每個個體的獨特性（民族主義恰好是此一概念的對立），
而「惡」的無根蔓延則會使得此種獨特性被抹滅。要防止「惡」，最根本的辦法就是「獨
立思考」。
【平庸的邪惡：見證艾希曼世紀大審判】
1961年四月，以色列特工捉拿希特勒麾下頭號大將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得
逞，即將在耶路撒冷舉行對艾希曼的審判。鄂蘭得知消息後，隨即向《紐約客》表明自己
想去旁聽審判的意願。然而在這場審判中，鄂蘭沒有見到預料之中泯滅良心的惡魔，她看
到的是一個平凡無奇、奉公守（納粹）法的普通公務員。艾希曼坦言自己並不反猶，雖然
他參與納粹組織，但那只是執行上級命令的表現。艾希曼的種種證詞讓鄂蘭相信，這個曾
經簽署過無數絞殺令的納粹信奉者之所以成為世人口中的惡魔，不是因為良心泯滅，而是
因為服從體制，依法行政。換言之，艾希曼的問題不是喪盡天良，而是缺罰跳脫體制的獨
立思考能力，正是這種獨立思考能力的缺乏使他為惡，成為極權主義的最大幫兇。獨立思
考能使人在日常生活中另闢一個隔離的空間，如此一來就不會輕易被體制灌輸的思想影響
，保有自己的思想就是保護個人獨特性的不二法門，也唯有接受充滿獨立個體的多元世界
，世界才有辦法容納多元而獨特的每一個人。獨立思考的能力能使人避免在體制下漸漸陳
腐，艾希曼浸淫於納粹體制後所導致的殘酷惡行，就是一個最佳的反面例證。
「平庸的邪惡」是鄂蘭在觀看艾希曼審判後對「惡」的特質所做出的總結：「惡」會依附
於一個沒有思考能力的人身上，而此這種罪惡的本質有能力奪取人命，進而造成文明的崩
毀。
【爭議、撻伐與理解】
鄂蘭出版《平庸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判紀實》一書後，引來不少口誅筆伐，各種
對她思想和身份的穿鑿附會接連而出。有些人批評她冷血，因為她竟然認為艾希曼並未喪
盡天良；也有人開始對她和海德格的不倫戀大作文章，因為海德格剛好是一位擁戴納粹的
知名人士；不巧的是，鄂蘭的丈夫布魯歇爾（Heinrich Bluecher）又恰好是位正統的德
國人。《漢娜‧鄂蘭：思想的行動》的導演Ada Ushpiz並未神化鄂蘭，也不一味地護航，
反而如實收錄對她的批評，再依據鄂蘭留下的作品與書信盡可能回應這些爭議點。千夫所
指的鄂蘭，面對猶太同胞「你難道不愛猶太人」的質問，她只回答：「我不曾愛過任何民
族，為何該愛猶太人？我只愛我的朋友，我只懂這種愛。」鄂蘭此番回答縱然讓不少人不
滿意，卻再次應證了她先前「重視多元性、獨特性」的言論。或許對她而言，愛無法產生
自一份民族的歸屬感，而是來自單一的、獨特個體的呼應，這也是為什麼她最後沒有成見
地選擇了德國籍的布魯歇爾作為終身伴侶，因為對她而言，丈夫來自哪個民族一點都不是
問題。
同樣的，鄂蘭認為艾希曼沒有喪盡天良，並不表示她認同屠殺猶太人的行為尤其她自
己也是二戰的受害者之一她只是試圖釐清，一個擁有道德判斷能力、甚至熟讀康德著
作的人何以行惡。理解並不等於原諒，卻是療癒的必經之路，不論是面對艾希曼還是海德
格，鄂蘭都跨出了重要卻也艱難的一步。戰爭結束後，原本斷訊許久的師徒二人又恢復聯
繫，鄂蘭甚至出席了海德格的「去納粹化聽證會」。在《漢娜鄂蘭：思想的行動》中不難
發現，這位在過去訪談節目中指尖夾菸、戴著粗框眼鏡、擁有堅定眼神的女子，其貢獻不
僅止於拋出許多影響後世的著作，她也正在以自己獨特的方式與歷史和解。
【未完待續：生存權與公平正義之實踐】
於1975年逝世的鄂蘭，彷彿在當時已預見了二十一世紀必須面對的問題，然而將近半個世
紀後的今天，許多困難仍然沒有合適的解決方法：歐洲持續湧入的難民潮，以色列人與阿
拉伯人的衝突，未參與種族屠殺的德國人仍然產生罪惡感，當年遭受迫害的猶太人後代持
續等待的公平正義......種種懸而未決的難題正擺在眼前，這並不只是西方人的家務事而
已，而是身為人類的我們必須共同思索、關心的議題。如今台灣的社會安寧也面臨許多挑
戰，人人渴望惡人遭到制裁，善類獲得應有的報酬，但是公平正義到底該如何實踐以及償
還？答案或許不是簡簡單單就能想出來的，在我們得出結論前（也可能根本沒有什麼「結
論」）必須要經歷各方的激辯這是一段高貴而漫長的過程，但我們卻能從中釐清自己
在社會中追求的目標以及最關切的價值。漢娜‧鄂蘭或許備受爭議，但是她在思想層面的
翻新以及嘗試，都是她之所以偉大且影響後世甚鉅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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