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表弟閒聊時,他突然問我「是否支持台灣獨立」。我回答說「是」,表弟立即向我比了個中指,指責我「被台灣教壞了」。
我壓抑怒氣,問表弟「為什麼這麼認為?」
表弟非常自信地說:「網路報章都有寫啊」,那語氣彷彿我沒在看報紙。
我追問他都看哪些報章媒體,他舉了「人民網」、「鳳凰衛視」、「央視」等等。當時,我們眼前的電視正好停在「CCTV4」,一個中國中央電視台針對國際華人社群設置的頻道。」
#季風帶「故事」系列講堂後話篇—關於中國紅色力量與馬來西亞中華膠
▍「紅色認同」:淺談馬來西亞「中華膠」現象
作者:馮垂華
先從兩個個人案例說起。
案例1.
去年的農曆新年回到外婆家,和表弟閒聊時,他突然問我「是否支持台灣獨立」。我回答說「是」,表弟立即向我比了個中指,指責我「被台灣教壞了」。
我壓抑怒氣,問表弟「為什麼這麼認為?」
表弟非常自信地說:「網路報章都有寫啊」,那語氣彷彿我沒在看報紙。
我追問他都看哪些報章媒體,他舉了「人民網」、「鳳凰衛視」、「央視」等等。當時,我們眼前的電視正好停在「CCTV4」,一個中國中央電視台針對國際華人社群設置的頻道。
案例2.
一位非常敬佩的馬來西亞友人到台灣來旅行,我們在午後的酒吧討論香港反送中運動。友人持反對態度,我們為此花了不少時間討論這場運動的發生、過程以及後繼影響。
友人在討論過程中突然反問我:「難道你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嗎?」
我愕然,然後搖頭否認,並且試著解釋「族群」、「種族」以及「民族」之間的差異:我們並不是中國人。我們在族群類別上屬於「華人」,並且是「馬來西亞」公民,但絕對不是中國人。
一般上,如上述抱持大中華主義,認為所有華人同屬「中華民族」,並嚮往中國治理文化的人,常被戲稱為「大中華膠」。實際上,「中華膠」是相當貶義的詞彙,「膠」為粵語「硬膠」(「戇鳩」的諧音)的縮寫,泛指愚蠢、思維守舊僵化之意(維基百科,n.d.),因此「中華膠」通常旨在嘲笑或諷刺那些主張大中華主義的群眾。近來香港反送中運動引起馬來西亞華人社群在網路上辯論、謾罵,「中華膠」即被大量使用。然而,這樣的現象目前僅在網路上發酵,並未引起當地學界的興趣,也還沒產出足夠的研究。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很難對「中華膠」有全面的理解,也容易將這種貶義身份標籤化。
對任何一個集體的提問,我們首先應該理解它是如何組成、產生認同,或者被建構的。問題核心包括:是什麼樣的社會條件或社會關係有助於這種集體的生成?其認同建構的文化依據為何?又有哪些制度性條件支持這種認同?又為什麼「華人」特別容易被賦予甚至接受這樣的身份分類?唯有試著討論這些問題,我們才能對「中華膠」有初步的理解。
一、華人的種族建構
安煥然(2019)在〈什麼「中華膠」〉一文中認為「中華膠」其實是一種「中華情結」。他尤其指出早期接受華文教育,或參與左翼運動的前輩對所謂「中華文化」滿懷熱情,因此難免對中國懷抱強烈的認同。作為族群的華人,文化即為其中一種重要的認同依據,但族群認同的邊界其實是雜糅、模糊、易變的,不同世代、社會、教育、工作經驗等等都可能對認同產生影響。但也正因為這種易變的特質,我們才有可能轉換傳統的「中華情結」,將之本土化或在地化。因此,安煥然在文末感慨:「一個缺乏文化主體性的在地族群,注定是離地的」;「當馬華文化就只等同於中國文化的時候,不管老左還是年輕人,你的『馬』已脫韁」。不過,安煥然沒有討論到的是,為什麼一部分的馬來西亞華人認同會如此僵化、不易流動?
華人其實是複雜的文化群體,作為移民社會,馬來西亞華人其實涵蓋不同籍貫的社群。在殖民時代,籍貫社群彼此往往會因為經濟或政治利益而發生械鬥,釀成嚴重的流血衝突。這些彼此差異的社群在英殖民時代被建構為一支「種族」(race),相對的,歐洲人、馬來人、印度人也都被視為不同的「種族」。「種族」的知識建構首先從人口普查開始(如1891年後的人口普查),然後藉由分而治之以及「種族分區」的政策加以制度性強化。
在被視為「種族」的情況下,不同籍貫的華人社群產生極大的涵容性,開始將彼此視為「同種同屬」的群體;相對的,它也具備強烈的排他性,將被歸類於其他「種族」的群體視為絕對的他者。「種族」論述的建構背後暗含兩種意義:首先,「種族」是一種生物性的類屬,在接納這種認同時,人們往往會認知彼此之間的差異是「與生俱來」,並且不能改變的;其二,「種族」知識由歐洲殖民勢力引入時就被賦予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意義,他們認為不同種族之間存在著優劣之分,而這也合理化了優勢「種族」對他者的歧視、壓迫、剝削、暴力。
「種族」雖然作為一種殖民帝國引入的知識,但馬來(西)亞人民也不全然是被動接受這種歸類的。當「種族」作為政治治理的策略以及經濟活動的單位時,不同族群為了捍衛自身的政治及經濟利益,往往會輕易挪用「種族」身份來區分彼此,以強調我群/他群的絕對差異來獨占特定的政治權力及社會資源。這種以「種族」為知識基準形構出來的國家、政治及社會關係可以被稱作「種族典範」(race paradigm),並且成為馬來西亞最成功的一種知識建構。時至今日,「種族」依舊是馬來西亞媒體及大眾的普遍用語,同時也是政治決策及實踐的主要依準。例如 Nakamura(2015)對馬來西亞大學學生廣泛使用「種族」一詞的現象進行研究,發現使用生物科學定義下的「種族」,其實暗示了馬來西亞各族群在身理及心理上存在著根本差異,繼而認定彼此之間的差異難以消除。
在「種族典範」的影響下,「華人」自認為一種「種族」,並且對自身的「歸屬」有一種本質的想像(nature of belonging)。這種歸屬的想像無可避免地連接到其祖輩的移民母國——中國,並認為彼此作為「種族」的情況下是本質上近似的。不過,類似的討論可能高估「種族典範」對馬來西亞華人社會關係及歷史文化的影響,畢竟當代族群關係是繁複互動與衝突下的產物,因此要思考華人對中國的認同,至少要回到獨立時代的政治局勢進行觀察。
二、民族之爭:華裔族群虛幻的民族認同
民族指的是現代主權國家中的人民集合的稱謂,他常藉著想像共享特定文化、歷史以及社會生活來形成一個共同體。由於「國家」是這一群體的主要行動單位和想像依據,因此民族通常也稱作「國族」,民族主義者常強調自身民族對於國家有行使主權的權力,有強烈的政治治理的意涵(紀駿傑,2014)。和民族不同,公民則是法律賦予的政治身份,並且合理地享有法律規定之權力與義務的群體。在很多時候,這兩種身份看似平等,但在建構民族主義的過程中,社會成員會藉著強調「我族」的共同性來訴求其民族地位,這時候往往會對社會裡的其他弱勢族群造成排除的結果,甚至剝奪其公民身份。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許多殖民地開始追尋殖民母國的政治經驗,試圖建立現代民族國家。作為一個多元族群社會,當時的政治團體、知識分子曾就一個「民族」的定義進行過數次爭辯。1946 年,左翼的政治聯合組織(PUTERA-AMCJA)草擬了一份開放而包容的《人民憲法草案》。《人民憲法草案》第二節中,嘗試將「馬來人」界定為一個高度包容性的國族身份,其中沒有任何宗教上的義務,公民僅需要學習一些簡單的馬來語作為對話工具,因此「所有馬來亞公民都會受到平等的待遇,因為『馬來人』(Malay)一詞是一個開放與包容的政治概念,並不帶任何族群或宗教的含義」。
PUTERA-AMCJA的左翼政治背景很快就引起英殖民政府的憂慮,而他將「馬來人」視為一種「開放與包容的政治概念」(實際上是在嘗試建構一個「民族」身份)則導致以巫統為首的馬來人民族主義菁英的憤怒。1948年,英殖民政府以反共為由宣布馬來亞進入「緊急狀態」,並將PUTERA-AMCJA視為非法組織,《人民憲法草案》才遭到廢置,從此(尤其官方歷史中)無人聞問。
相對的,英殖民政府與巫統提出的《馬來亞聯合邦憲制》則成功取得憲制地位,成為1948年馬來亞聯合邦的憲法。這部憲制除了強調蘇丹及馬來人的特殊地位之外,也大大提高了其他族群公民身份的限制。雖然在往後的歷史中公民身份的限制被稍稍放寬,但仍無阻這部憲制強調馬來亞作為「馬來人的國家」的企圖。《聯合邦憲制》也成為未來馬來西亞憲法的基礎,正當化了馬來人的「國族」身份。
Suryadinata(2013)認為,馬來西亞在建構國族身份時,就將特定的族群文化(即「馬來人穆斯林文化」)視為其國族核心,任何抵觸核心者,其國族身份將遭受質疑。換句話說,這種被建構的國族身份保障了馬來人的優勢地位,其他族群的國族身份則隨著政治局勢擺盪,時而獲得認同,時而遭受質疑。此外,國族身份也常與公民權力發生衝突。雖然國族與公民所依據的建構核心並不相同,但若國族身份遭到質疑,公民在一國之內所行使的政治權力也將受到挑戰。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馬來西亞華人雖然在「公民」身份上受到承認,但始終被排除在「國族」(民族)核心之外。在此情況下,華人很容易就將缺失的「民族」想像勾連到中國因統戰需求,以及回堵西方自由主義國家的威脅而建構出的「大中華民族」概念。這樣一來,華人社群在認同上很容易產生同時是「馬來西亞人」又是「中國人」、「中華民族」的詭異又矛盾的認同。
除此之外,華人在馬來西亞政治場域遭剝削的現象也導致華人期待中國的崛起能為他們賦權。誠然,中國崛起了,而華人或許從中獲得些許政治及經濟資本,但其中的管道及方式是相當可議,並且有違民主的。追根究底,這是建構「中華膠」的關鍵因素——紅色滲透。
三、中華膠與紅色滲透
Hamilton(2019)以澳洲的局勢發展為例,討論了中國因素如何破壞澳洲的民主社會。其中相當重要的一點,即是利用「僑務」及海外華人來進行滲透。他描繪了澳洲當地華裔商人、政治人物以及中國移民運用金權政治、貿易與投資、「銳文化」來突破民主防線,很可以作為我們的借鑒。在馬來西亞,這些滲透一直被視為理所當然,使得「中華膠」的討論一直局限在上述我們提到的種族、文化情結,以及政治剝奪感等層面。
2018年,馬來西亞最大中文報刊《星洲日報》在其背頁刊載了一整版的「廣告」。廣告主為「中國駐馬來西亞大使館新聞與公共外交處」登出的廣告,標題為「真實的新疆」。
廣告內文很長,大致分成六小節:一、新疆的歷史;二、中國憲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中國政府尊重伊斯蘭文化;三、新疆實行民族自治、多民族和諧共處;四、新疆穆斯林族群的宗教信仰和習俗得到尊重和保護;五、新疆面臨著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的重大現實威脅;六、中國充分尊重伊斯蘭宗教信仰,同穆斯林國家傳統友好。
這無疑是回應國際社會對於中國新疆集中營事件的指責,並且尋求其他國家華人社群的支持所「製造」出來的廣告。不僅如此,2019年,當BBC深入新疆集中營採訪,並批評中國政府的不人道政策時,數家中文媒體也同時獲准進入新疆報導,其中亦有《星洲日報》。7月7日,《星洲日報》以「新疆教培中心曙光:助維吾爾族重融入社會」為題,正面報導了集中營,寫下令人戰栗的詭異故事:
2019年7月11日,中國公佈「中國大陸以外華文媒體網站影響力榜單」,馬來西亞《中國報》、《星洲日報》、《南洋商報》分別名列第4、5以及12名。這份榜單的第一名為台灣《中時電子報》,其調查公正性十分可疑。換言之,馬來西亞媒體已遭中國勢力滲透,其獨立、自主的地位岌岌可危。
不僅如此,中國對教育機構的影響也十分令人擔憂。在海外,其手段往往是透過金錢及物質利誘,最終達到滲透的效果。在馬來西亞,我並沒實質證據證明教育機構正成為中國政府的傳聲筒,但中國大手筆資助華校已是不爭的事實。以我的母校寬柔中學為例,中國駐馬大使白天就在2018年捐贈了獎助金、贊助龍獅隊1萬5600令吉,以及提供校董會成員中國簽證便利等配套。另一個經驗是,馬英九在2016年前往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演講時,校方展示的海報、文宣上對馬英九的稱號竟然更改了數次,(印象中)從「台灣總統」或「中華民國總統」改成不倫不類的「世界華人前領袖」,令人疑心背後的政治角力。
企業方面,中國在一帶一路策略下的海外投資已有許多研究。不過,馬來西亞華人企業主一般上常被視為文化或政治意見領袖,因此中國對華人企業的影響不可不查。以馬來西亞海鷗集團為例,其業務主要以經營中國藥材、藥酒、美容及保健產品為主,與中國官方及市場往來密切。在今年的「海鷗與媒體大團拜晚宴」中,其董事經理就引用中馬建交45週年推出的歌曲《左肩》歌詞,比喻彼此之間的關係:「左肩位於心臟上方位置,而海鷗就如同右手般,可以放在左肩上,為其遮風擋雨。」
這段談話雖然僅僅暗示了兩者之間的親密關係,但董事經理提到的《左肩》其實是中馬建交45週年微電影《時間的眼淚》之主題曲。實際上,過去中馬建交週年紀念在華人社群與報章常常博得許多關注及版位,中國政府更不惜透過許多廣告、藝文創作、社團活動等來「凝聚」華人的「中國認同」,將建交週年構築得如慶典一般。這樣的盛況不會出現在馬美建交週年,不會出現在馬英建交週年,也不會出現在馬新建交週年等場合,「中國」是難得的特例。
最後,常常令人難以察覺,甚至認為無關緊要的,也許是中國對日常生活的細微滲透。那些出現在城市與小鎮中心、寫滿中國式標語與賀詞的掛簾與海報;那些在日常生活裡被認為政治意味並不濃厚的綜藝節目;又或者生活空間中一些微不足道的日用品或小小裝飾,都可能對我們的認同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
友人Z的家庭在7月1日撕下農民曆的那一天,發現日曆上標著大大的「建黨節」字樣,畫面中還展示著共產黨標誌,彷彿時空的哪個節點出了差錯。Z翻了翻日曆,發現8月31日(馬來西亞獨立日)以及9月16日(馬來西亞成立日)兩頁在右上角部分標上了小小的馬來西亞國旗,象徵這兩天與馬來西亞有關。這樣一來,即確定他並未拿錯其他國家的農民曆,也並未生錯國家。但令人困惑的是,「建黨節」究竟與我們有何關係?
而那每一戶擁有這本農民曆的家庭,每一年7月1日望著那顯著的共產黨標誌,以及強而有力的「建黨節」粗體,他們還會記得那兩面被標識在8月及9月的小國旗嗎?
結語
「中華膠」確實是一個具有貶義的詞彙,但實際上非常值得進行深入討論。我認為,「中華膠」的建構不僅僅是「中華情結」或「政治剝奪感」下的產物,同時也應該關注中國「紅色滲透」的影響。馬來西亞華人社群的歷史特殊性也許使得中國的「紅色滲透」更容易成功,甚至能輕易建構其「中國」認同,但這種認同並不純然是文化面向的。對中國的威權意圖而言,這種認同具有高度的政治色彩,並利於中國面對西方民主社會的批評時進行動員。與其稱之為具有貶義的「中華膠」或一般意義上的「中華情結」,我認為「紅色認同」更能帶出其「中國因素」的影響。
當然,這篇文章不過是過去研究的心得,以及胡亂的資料整理。要進行中國對馬來西亞滲透的研究,還需要更嚴謹的實證方法,而且具有其迫切性。也許,未來會好好來寫寫吧。
▍作者簡介:
馮垂華,1990年生。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生。研究興趣為族群關係、公民社會與社會運動。偶爾寫小說。
#季風帶—帶給你不一樣的跨域視野
#Read a different world. Read the world differently.
▍Reference
Hamilton C.著,江南英譯, 2019, 《無聲的入侵:中國因素在澳洲》,新北:左岸
Nakamura R., 2015, ―Race or Ethnic Group?‖ Politics of Race in Malaysia.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3(8): 389-398.
Suryadinata. L, 2013, The Making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State, Ethnicity, Indigenism and Citizenship.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安煥然,2019,<什麼“中華膠”>,《星洲日報》網頁內容:https://www.sinchew.com.my/content/content_2072192.html
紀駿傑,2014,<族群關係>,頁181-207,收錄於《社會學與台灣社會》,台北:巨流。
▍延伸閱讀:
1. 關於季風帶「故事」系列講堂—Season 1
http://bit.ly/2NozRNr
2. 關於季風帶「電影月」系列講堂
http://bit.ly/2XdnrfI
3. 關於季風帶8月講堂
http://bit.ly/2M0JK2r
圖: http://bit.ly/2HcAHaw
【 季風帶文化網店:http://bit.ly/31NH4Z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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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航空母艦與危險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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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3日,教育部的成語辭典詞條「航空母艦」引發爭論。國教院在官網的回覆是:「根據當時的語料,航空母艦除有船艦義,也用在形容女性身材,屬客觀記錄當時存在的語言用法」。但是,誰的客觀?哪個當時?又如何存在?國教院的回覆把其應該解釋的內容當成前提,而忽略了兩個自身所製造的問題:賦予一個非有性生殖的對象一個性範疇會起到什麼作用? 這種對社會可能生產特定效應的分類範疇又為我們揭示了什麼東西?
馬克吐溫在學德文的時候寫了一篇文章《可怕的德語》(The Awful German Language),他抱怨道:「在德文裡,一個小女孩沒有性別,大頭菜卻有。」(In German, a young lady has no sex, while a turnip has.),因此用代名詞指稱一個小女孩時必須用「它」,指稱大頭菜時卻是用「她」。這是學過印歐語系語言的人常會遇見的困擾。
然而,我們要談的不是陰陽性詞彙在語言系統中分類的任意性(儘管這也很重要),畢竟,中國古代雖然同樣有賦予萬物陰陽屬性的分類系統,但卻沒有反映在漢語的語言形態上,「她」作為區別「他」的發明已經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的事了(黃興濤曾寫過一本非常有趣的書專談這個字的系譜學)。我們首先要問的是,拿航空母艦來隱喻女人,這裡面語言跟性別的關係是什麼?
我們知道,在法語、德語中,陰性時常以陽性的後綴形式出現,如在法語字尾加上-e,在德語字尾加上-keit,-schaft,同樣地,佛洛伊德在探討兩性性心理的發展過程時,在解剖學上假定所有小孩都以為自己有陰莖,而女孩是以失去陰莖的形式與家庭產生關係,因而發展出不同的心理歷程,在這裡,語言跟性別具有某種隱喻性的關聯,在法語的例子中,陰性是後綴,不是原形。在佛洛伊德的例子中,男孩是存在,女孩是存在的缺失。在航空母艦的例子中,女人是被定義者,不是定義者。我們同樣可以在英語中找到相似的例子,如policeman預設了男性的存在,而在社會變遷的情況下才將其改為中性的police officer。這正是為什麼社會語言學家Suzanne Romaine會說文法中的性別是一個女性主義應該關注的議題。
但是這些例子能告訴我們什麼?認知語言學家Goerge Lakoff曾在《女人、火與危險事物》中指出,不是先有認知才去認識範疇,相反的,範疇是認知的基礎。在澳大利亞原住民Dyirbal族的語言系統中,女人、火與危險事物都被歸類為同一種陰性範疇(balan),他們必須藉此有意識與無意識地認知世界才有辦法順利地生活。別忘了另一個事實,就算是說德語、法語的小朋友也是在錯誤中學習語言系統的陰陽性以及自身性別的陰陽性,這些錯誤,反映的不是孩子的無知,而是分類範疇的霸道。19世紀曾有一派的語言學家(Grimm&Lepsius)認為,透過生物性別的延伸隱喻來認識世界萬物,是文明化的標誌。然而,這裡的認識是誰在認識?語言不會自己去認識。相反的,我們看到一直掌握社會權力與被認為有知識的人在透過語言去認識。最有名的例子當然是James Lovelock,把生態系統想像成神話中的蓋亞母親,以達成其假說中的基礎。那麼,進一步要問的是,在教育部的例子中,把女性隱喻成「航空母艦」是為了達到什麼的基礎?那個基礎又是誰的?
如果「航空母艦」事件真的有告訴我們什麼東西的話,那大概是,一個人在社會上被指派的性別就跟教育部指派給航空母艦的性別一樣總是透過語言跟隱喻的代理,社會群體持續透過範疇的代理認知世界,但有權操作這些代理功能的卻總不是被代理的社會群體。航空母艦是一個意識得到的症狀,真正的問題總是那些意識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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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製造誤解甚至妖魔化醫療介入,只會讓原本需要接受生理治療的孩子受到延誤。
也許,出現注意力缺失、過動或衝動情形的孩子們,未必都需要接受藥物治療,但評估是否需要藥物介入的,絕對不會是未受過相關訓練的偏執狂熱者。
醫師才是鑑別診斷孩子是否需要使用藥物介入的專業人員。
醫療發展也許有其侷限,疾病定義或許不甚周全,但不該以攻擊甚至丟泥巴作為對此現況的回應手段。
心理社會介入應該採取合作的態度,讓各個面向的介入都能發揮最大效益。
" 任何一個精神科專科醫師,都會強調藥物治療和心理社會介入的同步實施有多麼重要。但為了強調社會應該投入社會資源,就說某某疾病是“陰謀”,藥物治療都是“不必要”的,這是哪門子的邏輯和科學? "
" 從什麼時候開始,醫療生物端的被重視,就等同於忽略心理、社會的介入呢?
本來是三個和尚一起挑水喝,為什麼這個名為「醫療」的和尚能夠出很大的力、能夠做出很驚人的改變的時候,就會變成“這一切都是「醫療」的錯!害得「心理」和「社會」這兩個和尚一直在偷懶!”,做出這樣的結論呢? "
近期兒童精神醫學會特地因應立法委員對「注意力不全過動症」(ADHD)的質詢而發表了一篇聲明,但何以如此大費週章?其實有很大的部份,是因為某些持反精神醫學立場的團體,從不斷的抹黑精神醫學,到侵門踏戶甚至想要誤導立法委員,可能造成國家級的重大傷害,才導致精神醫學界不得不有所反應。
這類對精神醫學的抹黑,在台灣前前後後至少有二十年的歷史了。加上近幾年,由於心痛台灣對特殊兒童教育需求的資源不足及漠視,原本應該站在同一陣線,為爭取心理健康資源而共同奮鬥的有識之士,竟然在這些特定狂熱者的操弄下,莫名其妙的成了反醫學、反科學的幫凶。
拿個學校教育當比喻,今天我可以怪罪學校不認真教歷史,但可以因為學校比較重視數學,就認定數學老師是歷史老師的敵人?
任何一個精神科專科醫師,都會強調藥物治療和心理、社會介入的同步實施有多麼重要。但為了強調社會應該投入社會資源,就說某某疾病是“陰謀”,藥物治療都是“不必要”的,這是哪門子的邏輯和科學?
在這種攻擊社會制度,就要連帶找個稻草人一起來打的氛圍之下,精神醫學已經被抹黑到連其它科別的專業人士,都到了要投鼠忌器、諱莫如深的程度了。
兒青精神醫學的專家陳錦宏醫師就舉了個很鮮明的例子,一篇由兒科醫師兼媒體紅人黃瑽寧醫師所寫的文章《法國小孩沒有過動兒?》http://verywed.com/vwblog/veryWedHappyHome/article/218545 就是箇中代表。
這篇文章,依我的觀點,並沒有讓黃瑽寧醫師的專家地位有所減損,但卻因為他寫作的方式,勢必造成很大的誤導;也許黃醫師並沒有刻意想討好當前社會某些「政治正確」的狂熱者,但他很明顯的放大了錯誤的資訊,卻將符合科學的資料用輕描淡寫的方式帶過,再用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企圖兩方都不得罪,但我認為這實在不是享有媒體光環的專業人士所應該有的態度。
黃醫師這篇文章的一開始,就提到了一篇2012年在《今日心理學》(Psychology Today)網站,所刊登的一篇標題為「為什麼法國小孩沒有過動兒?」(Why French Kids Don't Have ADHD)https://www.psychologytoday.com/…/why-french-kids-dont-have… 的文章。
接著黃醫師開始了超過1200字的論述,包括說明美國和法國有多麼的不同,法國如何的重視心理層面、不去用過動症的量表、而法國又如何的用另一套診斷系統(文中也暗示美國的DSM系統是藥廠所操控),所以才能讓法國“沒有”過動兒。
這…看到這裡,我幾乎都快被說服,也開始相信決大多數看過這篇文章的一般民眾會相信的事了:“黃醫師是專家,他都說法國比較重視心理所以就不會有過動兒”、“黃醫師是名人,他都揭穿美國的診斷是藥廠在操控了…”
是啊,但如果讀者耐心的看下去,就會發現在這篇文章過了一半之後,才會發現黃醫師繼續寫著:「…好啦,現在正反方都有了,究竟我自己是怎麼看待ADHD這個議題呢?…」,哇咧…香蕉你個芭樂!到這裡,才是「“我自己”怎麼看待」喔!那前面寫那一大缸在寫什麼?!
這個答案,只要點進「法國沒有過動兒」的2012年英文原文,其實就會發現黃醫師1200字的論述裡,有80%以上都採用那個作者 Marilyn Wedge的說法和觀點,只在這段論述的最後,用約200字的篇輻指出有專家說明根本不是那麼一回事,實際的研究法國的ADHD患者和美國的比例幾乎相同,也說明了法國因為文化上不愛用藥,結果造成了很多傷害。
這些反對「法國沒有過動兒」文章的論述,都是舉國際知名的科學研究、找兒童心理學專家的意見,其實就連《今日心理學》網站後來都登了一篇打臉文,找一位在法國待了十年,而且同時具有美國兒童精神科專科醫師資格的 Stephanie Sarkis 寫出一篇專訪文《法國兒童真的有ADHD》https://www.psychologytoday.com/…/french-kids-do-have-adhd-… ,文中列舉了法國研究的疾病盛行率,說明了不愛用藥的文化,讓很多法國病童因此有更高的入獄率、吸菸率和輟學率。
如果說在法國待十年的兒童精神科專科醫師的話不值得信賴,那麼原本寫那篇法國兒童沒有ADHD的作者又是何許人?一個專門提供過動症資訊的網站,就在2015年的文章《法國小孩沒ADHD?他們當然有!》http://adhdrollercoaster.org/…/do-french-kids-have-adhd-su…/ 直接起底 ,原來當初寫那篇文章的 Marilyn Wedge 拿的學位是「社會心理學」,根本沒有接觸兒童心理或精神醫學,更不可能有什麼對兒童的臨床實務,而且 Marilyn Wedge 的網站上自我吹噓說她發表過眾多學術論文,但上學術論文搜尋網站 PubMed 或 Google Scholar,卻完全找不到這位作者的任何論文!
這也是我為什麼看完黃瑽寧醫師的這篇文章會很想吐血的原因。
一位兒科專家,前半段拿超過80%的篇幅,去傳播一個跟網路神棍差不多地位的傢伙的論點,但只拿6分之1的字數輕輕帶過真正國際期刊的盛行率調查和其他專家的反駁,這樣會對讀者產生什麼樣的誤導,不是傳播專業知識的專家應該要特別小心的嗎?
如果我拿80%的文章,去收錄路邊收驚的乩童所講的話,然後拿不到20%的字數來講兒科期刊上的資料,最後結論是「也要人、也要神啦!看兒科醫師是一回事,小孩子哭帶去收驚也不能偏廢」,我才不相信兒科的專家們不想把我罵到死才怪!
至於最後黃醫師的「…我自己怎麼看待…」,雖然說的是很政治正確、兩方都不得罪,但是我還是必需強調一下,為什麼要把生物、心理、社會的面向,放在光譜的兩端呢?
從什麼時候開始,醫療生物端的被重視,就等同於忽略心理、社會的介入呢?
本來是三個和尚一起挑水喝,為什麼這個名為「醫療」的和尚能夠出很大的力、能夠做出很驚人的改變的時候,就會變成“這一切都是「醫療」的錯!害得「心理」和「社會」這兩個和尚一直在偷懶!”,做出這樣的結論呢?
我再講白一點,其實只要「心理」和「社會」能夠無限上綱,那幾乎什麼人類的缺陷都可以彌補了啊!拜託!連乙武洋匡都可以有50個婚外情的對象了,誰不知道只要這個世界在心理和社會層面上給予極高度的資源,就可以彌補掉任何殘障?
問題是,我們的世界現在就是做不到啊!
最後再借陳錦宏醫師整理的資料,這些都是國際第一流期刊的研究成果,ADHD藥物可以:
降低頭部創傷 34% ( JAMA Pediatrics,2015)
降低意外傷害 43% (Lancet Psychiatry ,2015)
降低自殺事件 18%(British Medical Journal,2014)
降低犯罪率 32-41% (N Engl J Med, 2012)
降低毒品使用 31-85% (Pediatrics, 2014)
這個世界是很殘酷沒錯,但沒有一個醫師希望世界長這樣。每一個爸媽都不想自己的寶貝被當成是異類,可是要知道…怪罪這個世界很容易、責罵這個社會很簡單,可您的寶貝終究還是要在這個世界活下去的,不是嗎?
精神科醫師只是花了很多功夫,做了很多科學研究,發現有方法可以讓父母的心肝寶貝,能夠擁有在這個世界好好活下去的能力,我們從來沒有要因此讓這個世界繼續殘酷、也沒要提供這個社會更多繼續壓搾孩子的正當性啊!
醫師的天職就是救死扶傷。我們就是不能用自己的道德價值判斷,去影響到患者的治療權益。所有的醫師都希望這個社會能夠更寬容的對待小孩,但是…,至少法國告訴我們,只有社會的寬容,終究是不夠的,這點請用科學的眼光來面對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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