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晴舫／抗議，我要抗議
【聯合報╱胡晴舫】 2013.08.14 01:45 am
歡迎來到抗議年代。土耳其因為伊斯坦堡新建案而民怨沸騰，巴西抗議公車漲價，希臘民眾抗議撙節政策，印度憤怒政府不決心保護女性安全，日本社會為了廢核，大熱天全員出動，六四集會與七一遊行在香港已成例行習俗，而那些阿拉伯之春國家至今仍大小抗爭不斷，埃及一千五百萬人上街竟成軍事政變，台灣民眾下八月雪送洪仲丘，在凱道鋪出個巨大的光輝十字架。
抗議，我要抗議，台灣樂團《黑名單工作室》曾經這麼高唱著。
抗議本是民主自我調整的自然過程，就像發高燒必會出汗。嗆聲是最低社會成本的抗爭，表達民意，激發對話，促使制度和平調整，避免流血革命。然而，這幾年，我們又來到一個新科技公民時代，注重資訊分享，依賴網路，社交媒體動員，喜歡匿名，成員不同於傳統政黨，傾向進步價值，像是同性婚姻權、環保、廢核、反暴力等，依個別議題隨機動員上街。
小而靈活，是此波公民革命的特色，專門用來對抗任何機構式的「大而笨重」。有點像是一九八五年泰瑞紀蘭（Terry Gilliam）根據喬治歐威爾名著《1984》而發想導演的電影《巴西》（Brazil），裡頭勞勃狄尼洛扮演一名黑市水電工，來去無蹤，無照執業（意即不繳稅、不受監督），使政府企業頭痛，當公民受苦於官僚主義的專制無能，連冷氣機壞了都沒法修，他便出現幫忙「修理」。
全球政府企業受到歷史空前的公民監視，立刻遭網路揭發，一傳十，十傳百，百傳百萬，消息在光纖網路上進行細胞分裂，不斷傳輸，直到顯示於世上每一臺手機螢幕為止。
這場民主試驗是一場電信革命。以前對權力的檢驗緩慢，來自於資訊封閉不透明，很多祕密的握手都發生在門後、檯面下。網路的發明固然驚人，真正嚇人的發明卻是一臺裝了攝影功能的手機，輕便，容易操作，移動性高，價格低，很快融入日常生活，變成現代人基本生活配備，像鑰匙、荷包和鞋子，每個人出門皆會隨身攜帶。
這也解釋了這波公民監督有別於傳統政治運作。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會去投票，但幾乎人人都有手機，退休老人、家庭主婦、軍人、雜貨店老闆等等以往較少積極政治活動的族群，現在皆會根據自己關心的議題，找到某種形式參與民主政治，即使只是上臉書按讚，也是一種意見表達。因為電信科技發達，民主政治終於變成一場老少咸宜的日常活動，實現公民的定義。
誠然，公民監督有時遭濫用了，素人也會說謊造假，某些人表面上抗議企業失德、政府失能，其實只不過因為他買錯了冰淇淋口味而櫃檯人員不肯讓他換，或剛好討厭戶政事務所小姐的長相，還是純粹喜歡當五分鐘名人，無論如何，掌有權力的人日子越來越不好過。到處都有一雙眼睛——或許嫉妒，或許出自正義的需求——明裡暗地熱切注視著。
另一方面，人們感覺民主政治越發詭譎，龐雜資訊難以分辨，大小醜聞層出不窮，政府替換速度越來越快，難以深耕任何政策，不斷拋出短視政策，只求收攏民意，然而人們對政治承諾的耐心依然越來越少，社會利益越來越難分配，不滿在網路上滾，越滾越大，滾上了街，便成了一場又一場示威遊行。
這場全球性的新科技公民運動，是否會讓世界更好，或只是一場場熱鬧嘉年華？關鍵在於公民監督之後，手機畫面之外，真實的世界究竟由誰負責？ （作者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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