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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的天主教社群彌撒地、今日荒廢的古屋——龍躍頭石廬】
繼續和大家走訪龍躍頭的五圍六村，提起這條文物徑上的古蹟，大多觸得及看得到，唯獨是在崇謙堂東面的圍欄之內，就在這樣一座雜草叢生的古舊建築，既沒有發展又不向外開放，充滿神秘色彩。
這座背山而建的建築物名為「石廬」，是由香港華仁書院及九龍華仁書院創辦人徐仁壽先生於1925年所建，直至1980年代為止，這座建築物一直都是徐氏家族的居所。
「石廬」樓高兩層，整體建築風格為中西合璧，牆身、露台及石柱都極具殖民地時期建築的色彩，而屋頂則是用上中國傳統的金字屋頂，配以木樑及板條承托，並鋪砌瓦片；屋內的天井及房間布局如同傳統的中式民居。雖然今時今日「石廬」並不對外開放，但在1930年代，徐仁壽就曾經借出此地予天主教社群舉行彌撒，只是後來新界西區司鐸區鴻慈神父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婚姻觀念與天主教有異議，才決定另覓土地興建教堂。
「石廬」在1996年就已轉手他人，雖然古諮會已將之列為一級歷史建築，但業權人不予修葺，政府亦沒有出手挽救，至今只落得荒廢的下場。
坐在怡和旗下美心咖啡店 思考鴉片戰爭的諷刺
1992年正值哥倫布所謂「發現」新大陸500周年，全美國都有各種盛大慶典和紀念活動。耶魯也不例外，舉辨了一系列相關學術講座。其中一場較特別，為顯示現代美國的「開明」，不會只從白人帝國主義觀點來看歷史，就特別邀請了一位美國女性原住民酋長來演說，講述原住民對被哥倫布「發現」的感受。
首先「被發現」一詞已極具侮辱性，而美洲原住民與歐洲人接觸500年來的經驗非常差，是人類歷史上有數最嚴重的災難。哥倫布1492年抵達中美洲前，估計南北美洲總人口高達1億以上，到了1650年，估計跌至只約600萬！除暴力衝突、甚至直接屠殺外，更重要的是歐洲人帶來眾多美洲原住民從未接觸過，毫無免疫力的多種疫症，包括天花、鼠疫、霍亂、 瘧疾和梅毒等等。到了今天，擁有原住民血統的南北美洲人口仍只約4000萬，不到500年前的一半！
美洲原住民「被發現」極侮辱
年代太久遠，已記不起當日講者名字和演講詳細內容，但對她開場白印象仍非常深刻。她對耶魯主辦單位表示謝意，早上到達New Haven時，先由一位學生充當導遊，帶她參觀校園。其中一個景點就是耶魯最著名的秘密組織Skull and Bones（骷髏會），被稱為The Tomb（古墓）的會所。
這位導遊興奮地介紹骷髏會的驕人歷史和傳統。創立於1832年，創會成員為William Huntington Russell、Alphonso Taft和其他12名同學。每年春季的Tap Day，Skull and Bones秘密地從第三年學生中，挑選十多名精英領袖，邀請在Senior Year入會成為Bonesmen，是一種終生榮譽，極少人會拒絕。Skull and Bones經常被譽為全世界最具影響力的秘密組織，部分被披露的舊生會員包括3位美國總統，William Taft（創辦人Alphonso Taft的兒子）、George H. W. Bush（老布殊）和 George Ｗ. Bush（小布殊），被稱CIA之「母」的James Jesus Angleton，《時代雜誌》創辦人Henry Luce，以及黑石創辦人Steve Schwarzman等等。
名字叫得做骷髏會，總要些陰深恐怖的故事來加點色彩，這位導遊很驕傲地娓娓道出最有名的一個傳說。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尾聲時，Prescott Bush（老布殊父親）和其他數名Bonesmen同學，自願參軍，但幸運地沒有被派到歐洲戰場，只駐守在Oklahoma的Fort Sill。幾個年輕人「百厭」地掘開著名Apache族戰士Geronimo的墓地，偷走了頭骨。Geronimo是位驍勇善戰，最受所有印第安人，甚至美軍尊敬的戰士，他的名字至今仍代表勇敢，所有美國傘兵在跳傘前，仍會大喊Geronimo。退役後，Bush等就把「戰利品」帶回耶魯，從此就成為了骷髏會的「鎮墓之寶」！（在2009年，Geronimo的後人曾控告骷髏會，但不得要領。）
這位女酋長表示聽完這故事後，感覺被侮辱和很諷刺。既然耶魯邀請她來演講，扮開明，願意聽到原住民對哥倫布的觀感，又何必如數家珍般介紹骷髏會的盜墓史？是年輕導遊的無心之失？還是反映耶魯，這所表面推崇自由平等的高尚學府，骨子裏其實仍深藏着白人帝國主義的基因？
近日香港小學歷史教材中，出現了有關鴉片戰爭的小風波。網上出現一段視頻，中小學老師扭曲史實，把鴉片戰爭的成因說成英國企圖拯救中國，幫助解決嚴重的鴉片問題！很多家長發現後，就馬上向該小學投訴，該校長也作出回應，刪除視頻，並答應徹查此事。後來又有人發現另一小學教科書，提及鴉片戰爭時，聲稱引述耶魯中國近代史大師Jonathan Spence（史景遷）的巨著《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追尋現代中國）》內，對林則徐的評價，似乎批評他太過鹵莽，不了解中英貿易狀况，禁煙對英國的影響有多大，最後不「明智」地貿然銷毀鴉片，導致戰爭。
我與史景遷教授有素面之緣。十年前他來香港出席進念．二十面體，改編自他的著作《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利瑪竇的記憶宮殿）》，在九龍華仁書院的舞台劇首演。演出後在石澳高爾夫球會舉行晚宴，史教授更講述了一些利瑪竇的生平事蹟。
我翻查了一下《追尋現代中國》，並不覺得對林則徐的評價負面。因語言和文化差異，中英互相誤解肯定是有的，但以當時標準，林則徐已非常好學，經常找人翻譯西報，並跟與外國有交往的中國商人傾談，加深對英國的認識。他曾力諫道光皇帝增加軍費，購入西洋大炮和戰艦，但可惜數量仍遠不足以抵抗英國艦隊的火力。
評論歷史人物決定 不應事後孔明
第一次鴉片戰爭又是不是真的因林則徐的「鹵莽」所引起？看歷史有兩大忌，第一不應以事後孔明態度來評論歷史人物一些決定。尤其在戰爭的霧中（fog of war），每位將領只可按不完美資訊來作決策。林則徐出身文官，絕不好戰，受命欽差大臣後，身負重任，執行禁煙。但他不想開戰，曾直接嘗試致函維多利亞女王，請求她出手制止鴉片貿易，但最後此信石沉大海，似乎沒有交到女王手中。
現在我們當然知道清廷打輸了仗，證明嚴重低估了英國海軍威力。但在開戰前，林則徐是否就應能料到必將落敗？其實中方人多勢眾，1839年剛開戰時，清軍曾在數場衝突中小勝，只是後來英國從印度和南洋調來士兵和多艘砲艇增援，轟炸廣州、廈門和寧波等城市，才扭轉戰况，最後迫使清廷求和，簽下割讓香港的《南京條約》。諷刺地，戰敗的林則徐固然受責，被貶至新疆伊犁。打勝仗的Captain Charles Elliot（義律）也逃不過厄運，被指摘不遵命令，為何拿下香港這塊barren rock（廢石頭）。結果他也被革職召回，其後被派至得克薩斯和百慕達。
忌用現代道德標準評價歷史
評論歷史的第二個大忌是用現代道德標準來評價歷史人物的某些行為。例如歷史上中外最受人景仰的「明君」，包括唐太宗、凱撒大帝和乾隆等，以現代標準來衡量，他們都是大量殺人的暴君。成吉思汗和匈奴阿提拉等就更不用說了，行徑比希特勒更殘暴。
那麼從19世紀中葉觀點來看，英國販賣鴉片又是否一門不道德可恥，和違法的生意呢？
從中方角度來看，鴉片貿易絕對是違法和不道德的。從18世紀初，清廷已多次頒令禁煙，一百年都未見成效。英國毒販從印度Bengal偷運鴉片到中國，1800年約4000箱，到1830年升至4萬箱。當時超過四分之一成年男子成了癮君子，女煙民也很多，上至官紳巨賈，下至販夫走卒，都做了毒品的奴隸。因鴉片所導致的貿易逆差，也逐漸挖空中國的白銀儲備。
英國方面，雖當時沒有明文規定禁鴉片，但並不等如英國不知道在中國販賣鴉片是違法和不光彩的。英國人非常熟悉不道德交易，長期活躍於販賣黑奴，從非洲虜走土人，運到美洲當奴隸。但在英國本土，中世紀後已停止奴隸制度。20世紀初，英國國會曾貓哭老鼠辯論過香港「妹仔」問題，迫使逐漸放棄此傳統。
1840年，英國國會曾就攻打中國議案，展開三日激烈辯論，主戰領袖為外相Lord Palmerston，反戰領袖為自由黨的William Gladstone（後來兩位都曾先後當首相）。Palmerston極力狡辯宣戰原因並非鴉片，而是因為清廷侮辱了英國使節，必須保衛英國名譽和僑民安全。但連當時的英國報章都不相信，即時把事件稱為鴉片戰爭。Gladstone警告如因鴉片而宣戰，英國將永遠蒙羞。可惜最後國會仍以少票數差距通過動議。
怡和創辦人渣甸醫生出身
毫無疑問，鴉片戰爭的真正罪魁禍首是William Jardine（威廉•渣甸），怡和洋行創辦人（現時老闆Keswick，是他外甥家族）。渣甸是蘇格蘭人，年輕時讀醫，畢業後加入東印度公司，在貨船上當醫生，但對錢更感興趣，所以兼做走私生意，後來索性辭職，留在廣州從商。
本來東印度公司擁有英中經商，包括鴉片的專利權，但後來經渣甸游說，在1834年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正是怡和洋行，還有第二大的Dent & Co，和美資的Russell & Co （骷髏會創始成員William Russell家族企業）。
據記載，渣甸是個擁有紳士風度，充滿愛心，樂意幫助家人和朋友的大好人。這可能是真的，正如很多現代南美毒梟，無論在「公事」上多兇殘，對家人鄉里都非常好，且經常去教堂。但渣甸性格反骨且極具野心，出賣完老顧主東印度公司後，就馬上處心積慮，計劃游說英國政府對中國宣戰，目的是迫使中國開放廣州以外更多商埠，並且一早計劃奪取屬於英國的殖民地，商船不需再經屬於葡萄牙的澳門。
初時他派合伙人James Matheson到倫敦游說攻打中國，但當時外相Duke of Wellington（曾打敗拿破崙）鄙視毒販，拒絕無理要求。後來渣甸告老歸田，回到倫敦，且進入了下議院。當中英關係日趨緊張時，Palmerston向他詢問意見時，原來他已一早寫好全套攻打中國計劃，包括地圖、攻擊戰略，以及需要調動多少士兵和戰艦！
我正坐在一家怡和集團的美心咖啡店寫稿，有點跟女酋長在耶魯演講時同樣的諷刺感覺。整件事匪夷所思，令我想起兩套Netflix有關毒品的電視劇《Breaking Bad》和 《Narcos》。《Breaking Bad》劇中主角本來是個中學化學老師，後來步上成魔之路，成為Crystal Meth大毒梟。渣甸更離譜，本是位濟世為懷的醫生，但後來竟不止變成大毒梟，更成為發動侵略中國的千古罪人！ 《Narcos》主要敘述曾壟斷美國可卡因的哥倫比亞大毒梟Pablo Escobar的故事，雖不少當地政府人員被他收買，但美國的DEA（反毒部）一直和他周旋。Escobar最終下場仍是被警察擊斃。渣甸更犀利，竟然贏得歷史上最強大的大英帝國的支持，出軍為毒梟賣命，替他爭取更多可恥的利益！
美疫情仍嚴重 特朗普企圖卸責中國
美國疫情仍然嚴重，死亡人數超過7萬，已超越總統特朗普原先低於6萬的預測，看似將攀升至10萬。特朗普毫無承擔，當然企圖把責任推卸給中國。但美國情報機關和健康部門都已宣布無任何證據顯示Covid來自武漢的病毒實驗室，亦沒有任何基因改造迹象。但特朗普繼續亂說一通，說見過病毒來自實驗室的證據。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更差，竟可在15秒內自相矛盾，先說相信病毒是人為的，然後當記者指出美國自己情報顯示毫無人為迹象，隨即改口說相信情報，病毒是天然的（真的西點考第一？）！
人為病毒是一個極嚴重、極危險，甚至可以導致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指控，絕不可信口開河。幸而中國已非吳下阿蒙，早貴為核武大國，處理疫情更遠勝西方，經濟已開始復蘇，今季GDP更將直逼美國。希望特朗普清楚明白今天中國不再是毒癮纏身，可被列強隨意欺負的積弱晚清皇朝。
（中環資產持有Netflix的財務權益）
一，身為 #九華仔，感覺好慚愧；因為竟然唔知母校創辦人嘅歷史。
二，講開又講，過去幾個月校友之間都會講起出咗 #李家超 #楊潤雄 兩位 #傑出校友 。
三，母校自由開放，容得下唔同嘅人，人亦有各自嘅際遇。
四，基督精神就係肯定人有自由意志；為善作惡都始終人嘅自由意志；亦係呢個原因，為善，先至有意義。
五，咁作惡呢？無人覺得自己係惡，呢個就係惡嘅可怕之處，亦都係點解我哋話明辨是非要智慧。
六，咩為之惡？呢個係哲學裡面好核心嘅問題。多數人都只會憑直覺去分善惡，但講到原則，又未必人人講得出。
七，好似徐仁壽咁創辦學校，善舉啦，係咪？但幾十年後又出咗兩位傑出校友喎，仲善唔善呢（其實仲有好多傑出校友）？我想指出係，就算以因果去衡量善惡，都未必咁易去釐清因果關係。事實上，兩位傑出校友可以係唔係都行呢條路，同間學校冇乜關係。
八，即係話，可能根本無論我哋做乜，對宇宙來講影響係接近零，將善惡睇到好大，係過份主觀嘅我執。
九，唔係話乜都唔做，亦唔係話乜都可以做。
十，大家跟我講多一次：真正嘅自由，係唔想做乜，就可以唔去做。
十一，你覺得係惡，唔想做，就唔好去做。你對自己如是，你對其他人，亦如是，所以唔好勉強其他人。呢個，就係自由主義由個人，引伸到社會嘅倫理道德觀念。
十二，即係話，與其以善惡去評一個人，不如用「佢係咪為自己嘅自由負責」，「佢有冇剝削其他人自由」等，作為思想同行為嘅道德標準，亦係我哋對人生嘅追求。
十三，當然，去到最後，生老病死我哋係冇得選擇，冇自由；你可以話人冇絕對嘅自由，但除此之外，人，仍然係自由，人生，仍然係值得過嘅。
適逢今年是華仁書院創辦100周年，故筆者特意介紹華仁書院創辦人徐仁壽的墓地及生平。
徐仁壽生於1889年5月26日，祖籍廣東五華，其祖父為基督教教會的長老、父親為教師。
徐仁壽1900年跟隨其兄長移居香港，就讀於聖約瑟書院。畢業後曾到廣東梅縣任職英文教師，後來先後於英華書院、其母校聖約瑟書院任職教師。
1919年12月，徐仁壽於香港島中環創辦華仁書院，為香港首間華人創辦的英文中學。華仁書院在徐仁壽的領導下以有教無類為辦學宗旨，使到報讀的學生人數有所上升。有見及此，徐仁壽於1924年在九龍開辦九龍華仁書院，以應付原有校舍空間不足的問題。
10年後，徐仁壽突然宣布退休，並將華仁書院的辦學權交由耶穌會管理。徐公退休後移居至馬來西亞北婆羅洲(即今天的沙巴)經營樹膠園。
徐仁壽後於1981年2月19日逝世，其遺體安葬長沙灣天主教墳場。
從徐仁壽的墓誌銘可見，他一共育有20多名子女，當中最廣為香港人熟悉的是其三子徐家祥。
徐家祥為香港首位華人官學生(政務官)，早年於香港大學畢業，曾出任勞工處處長、立法局議員、行政局議員等。此外，他於1967年六七暴動期間曾出任署理華民政務司，據徐家祥之子徐佩乾所述，由於其父親在出任署理華民政務司期間負責動員社會上的民意支持港英政府對抗左派，使他當時成為左派的攻擊對象之一，據悉他曾經接收過左派發出的恐嚇信及子彈，使到後來他需由警方護送出入。
(資料參考自鄧家宙博士的著作《香港華藉名人墓銘集二(九龍及新界篇)》、《香港華仁書院馬英圖書館刊物：1997年1月10日》、張家偉的著作《Hong Kong's Watershed：The 1967 Riots》及徐仁壽墓誌銘)
徐仁壽墓誌銘：
https://m.facebook.com/story.php?story_fbid=393345181228858&id=245578639338847
#徐仁壽 #徐家祥 #華仁書院 #香港華仁書院 #九龍華仁書院 #墓誌銘 #長沙灣天主教墳場 #hongkongcemetery
聖德肋撒堂（英語：St. Teresa's Church）是一座天主教教堂，位於香港九龍九龍塘太子道258號，於1932年12月18日舉行祝聖典禮。依照香港政府的規定，聖德肋撒堂是獲准舉行婚配聖事的天主教聖堂之一。九龍區第二大教堂聖德肋撒天主堂是教香港教區在，亦是全港最多人舉行婚禮的教堂。聖德肋撒堂已被列為香港一級歷史建築。聖德肋撒堂區今時服務範圍包括何文田和太子道西等地區。為方便教友參與宗教活動，除了聖德肋撒堂外，堂區更包括以下的教堂和中心：1.教區傷殘人士牧民中心（英語：Diocesan Pastoral Centre For the Disabled），位於九龍何文田公主道81號。中心於2003年建立。2..聖依納爵小堂（英語：St. Ignatius Chapel），位於九龍窩打老道516號（九龍華仁書院）。於1959年建立，1964年至1988年屬聖德肋撒堂區，1989年至1990年屬黃大仙聖雲先堂區，1991年屬聖德肋撒堂區。3.聖若瑟小堂（英語：St. Joseph’s Chapel），位於九龍九龍塘義本道8至10號涵碧別墅二座。於1992年屬聖德肋撒堂區。在聖德肋撒堂建成之前，九龍塘區的信徒要參與彌撒就需要前往尖沙咀的玫瑰堂或者牛池灣聖若瑟安老院內的聖堂。而兩處的彌撒禮儀都是由玫瑰堂的神父主持。在1923年時，由於九龍的人口增長，天主教會開始尋找地點去興建一座新的聖堂。在1924年2月11日，一群有影響力的天主教徒寫信予當時的宗座代牧師多敏主教，表示願為新聖堂籌募經費，並促請成立籌備委員會。但不巧的是，師主教卻在數天後，即同年2月20日去世。在師主教於2月24日的追悼會上，布力架先生（Mr. J.P. Braga）重新提出建新堂的計劃。當時的天主教會在柯士甸道已購了一塊土地，但實在太近已有的玫瑰堂了。而同時計劃在深水埗興建的寶血女修會總會院又會附設小堂方便教友，所以，教會的考慮便放了在正發展龐大的屋宇計劃的九龍塘，其時有不少的葡籍家庭被其吸引。1928年11月13日，位於太子道與窩打老道交界，而積76,500平方呎的第二號土地以底價港幣38,250元出售，為期75年，年租則為港幣526元。結果，師多敏主教的繼任人恩理覺主教的代理人在沒有競爭者的情況下以底價投得該地。在確定投得該片土地後，恩主教找來自荷蘭的本篤會士格寧神父（Adalbert Gresnigt O.S.B.）籌劃建築事宜。格寧神父的作品除了在美國和巴西等地外，北京的輔仁大學的中國式校舍以及香港黃竹坑的華南總修院的四合院建築也是出自他的設計。恩主教去信當時身在北京的格寧神父，希望他能建一座紀念聖女小德蘭（聖德肋撒）的中國式聖堂。但另一方面，恩主教也在信中表示中國式的設計在香港未必會為人所接受。在1928年11月22日舉行的傳教區議會會議上，決定了聖堂會在1929年1月發動了公開贊助時才動工，並正式選定聖女小德蘭為聖堂主保。在1929年1月25日，格寧神父在不知土地確實面積的情況下寄來了堂區辦事處和神父宿舍的初步圖樣。籌款委員會則在同年6月24日發起了募捐，同時，恩主教起先主張的中國式建築如他所料地不太受歡迎，格寧神父於是揉合了其他兩位建築師（A.H. Basto 和 M. Van Wylick）的心思，將聖德肋撒建成一座有圓頂和尖塔的拜占庭式教堂。其實在1930年代，香港天主教教會的經濟經營艱苦，但由於有德若翰神父（Rev. Spada, Giovanni M. PIME）的積極經營，教會方面終於在1931年9月21日與美安建築公司簽約，並隨即開始工程。1932年4月23日，恩主教到臨聖德肋撒堂主持奠基典儀式，並在聖堂中已完成的主要建築內舉行了第一台彌撒。而於在同年12月18日，恩主教到臨主持了祝聖典禮。在聖誕前夕，艾國安神父（Fr. U. Galbiati）主持了子夜彌撒後，聖德肋撒堂再度封閉以作最後階段的裝修。其後，聖堂正式開幕，第一任主任司鐸為顏思回神父（Rev. GRANELLI, Andrew PIME），為九龍塘區的天主教徒提供彌撒的地點。其後，聖德肋撒堂在1934年升格為準堂區，並於1949年正式升格為堂區。多年來，聖德肋撒堂在崇拜、教育、醫療和社會服務都扮演了相當的角色，以致在和靈導神父（Rev. ORLANDO, Carmelo PIME）以及黃德祥神父（Rev. WONG, Tak-Cheung Francis）服務該堂期間，在神職人員間常笑指聖德肋撒堂的主任司鐸為「九龍區主教」。聖德肋撒堂於2007年 慶祝建堂75週年，維修工作主要集中在下列三方面：聖體祭台的全面改建、約12隻玻璃窗重新彩色設計以及主祭台雲石的維修。此外，聖德肋撒堂購入了新製的洗禮池，並於2007年的復活彌撒首次使用。由於聖堂要預留地方以便內部的維修，故於2007年1月至8月暫停開放給舉行婚禮之用。由格寧神父設計的聖德肋撒堂是一座帶有圓頂和尖塔的拜占庭式教堂。它的形狀成一拉丁十字架，並採用了羅馬式圓勻意念的設計，側廊採用了圓拱為主題。堂內的石柱則是採用科林斯式。頂樑的材料為三合土和鋼筋，但仍採用了中國宮廷建築的方式建成。聖德肋撒堂的鐘樓可說是聖德肋撒堂的標記，但當中的銅鐘在大戰期間被賣掉。不過根據教友的憶述，教堂的鐘聲在1960年代時仍有依時鳴響。聖德肋撒堂共有三塊具有歷史價值的石碑，第一塊位於聖堂右方鐘樓底部，是立於1932年的奠基紀念碑；另一塊石碑則是在祭衣房洗滌聖物去水盆的上方，立於1950年，為了紀念祭衣房的重建，以及紀念聖母升天於同年被宣布為信理。最後的一塊石碑在教堂大門入口的右側，列有捐款建堂的施主，但奇怪的是在石碑的最後一行刻了墨索里尼的名字——這名字與碑上其他施主的名字的字體和嵌鑿方式都不一樣，似是後期加上。對香港教區歷史素有研究的夏其龍神父亦未能找出此名字出現在碑上的因由。聖德肋撒堂除了在祭壇右方供有聖女小德肋撒的聖像外，在祭壇左方亦供有花地瑪聖母的聖像。這聖像是在花地瑪聖母於1917年相傳在花地瑪顯現後第一批從葡萄牙運來的。在聖堂的祭壇之後，聖體櫃之上另有一組雲石製聖像是法國里修加爾默羅修會聖堂中的聖像的複製品，由聖瑪利書院的學生捐贈。聖女小德肋撒呈跪下的姿態，在她的面前是抱著嬰兒耶穌的聖母。在背後的十字架亦有三位小天使向小德肋撒灑下玫瑰花，象徵上主的恩寵。聖堂中亦有耶穌聖心、聖方濟各•沙勿略、聖安多尼、聖猶達、聖大若瑟等的聖像。在聖堂正門的左角圍牆邊亦供有交通的主保聖人——聖基多福（St. Christopher）的聖像而對著太子道。以前在每年的7月25日舉行汽車祝聖儀式。有些信徒甚至帶了自己的單車來參與。在聖德肋撒堂的外部建有一小屋，是九龍第13旅的童軍所使用的童軍室。在教堂的後方建有九龍聖德肋撒英文學校的三層高校舍。此外，在聖德肋撒堂的西面建有九龍明愛中心，於1967年建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