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春明出生1935年，1949年，國民政府流亡來台，那一年他14歲，羅東中學二年級。其時，台灣人的國語由日語變成北京話，五十音變ㄅㄆㄇㄈ，他記得初中國文老師的名字叫王賢春，26歲，戴圓框眼鏡，穿直筒剪裁的旗袍，無開岔，無腰身，穿白襪黑布鞋，糾正他們的咬字發音和作文。
一日，王老師發還同學寫的作文簿，輪到他了，老師說：「春明，你的作文如要寫好，不能抄。」他作文寫太好了，被誤認抄襲，他抗辯，說住家附近有國防部聯勤工廠家眷租屋居住，他與鄰居往來以北京話溝通，我手寫我口，作文文從字順並沒有問題，老師若不相信，就讓他再寫一篇。
老師給了另外一個題目「我的母親」，他愣住了，說母親在他8歲時因霍亂過世了，要寫什麼？老師說只要把對母親的印象寫出來即可。記憶在腦海翻飛，他想到母親過世3年後，父親續絃，他與繼母相處不睦，經常挨打。想到母親剛過世那陣子，年幼的弟弟妹妹們，每天哭著要找媽媽，哭得阿嬤心煩，說：「恁老母就去天上做神了，袂叨位去討老母？」思量許久，他落筆寫對母親的思念，寫著阿嬤的話，寫自己仰望夜空，天上有星星、也有烏雲，就是未曾見到母親。
隔日王老師找他去辦公室，眼眶泛淚對他說：「春明，你這篇文章寫得很有感情啊。」王老師相信這個小孩是有天分的，自此常勉勵他寫作，並送《契訶夫短篇小說集》、《沈從文短篇小說選》，「這兩本書相當舊，紙張也不好，書角因為時常翻閱已經磨圓了，但它們使我像著了魔一般，尤其是契訶夫筆下歷盡艱辛的人物們，雖與我非親非故，時代與背景又如此遙遠，卻引發我的悲傷與同情，更使我從心底為他們的處境打抱不平。」
自傷身世的少年拿起筆桿開始寫作，懂得把眼淚留給更弱勢的勞苦大眾，兒子黃國珍分析：「他在小說中對弱勢是同情的，是出自一種出童年同理經驗，在和後母緊繃的相處關係之下，一個小孩子是處於比較弱勢的。在那樣的威權底下，心裡一定積累很多東西，而那個弱勢在威權底下的自我療癒， 慢慢好起來這件事，變成他關心情境上跟他一樣弱勢的人。我覺得他最大的投射是農業社會跟工商社會的弱勢。那個從農業社會過度工商社會，人的價值觀的糾結，與他從自己的母親變成另外一個母親的改朝換代極其類似，這個小小的模型被放大到整個社會的連結。」
好老師對一個少年的影響是一輩子的，但好老師並沒有好的下場。某一天上課，校長領著一些身著中山裝的人進教室，要王老師立即隨他們離開，他記得王老師淡定地對他們說：「各位同學，你們都是中國的好寶寶，只要你們好好念書，咱們中國就有希望。」隔天，鎮上口耳相傳羅東中學抓到匪諜，是中國共產黨南方工作隊，那個人就是王老師。
王老師怎麼可能會是匪諜？她從未在課堂上宣傳過共產主義，他記得王老師僅一次在課堂上教了一首歌：「他頂頂傻，鼎鼎有名的大傻瓜。三加四等於七，他說是等於八。哈哈真笑話，豈有此理，糊裡糊塗真傻瓜。他為什麼傻？就因為沒有進學校，進了學校就不會這樣傻。」這樣的老師竟遭判刑伏法了。
王鼎鈞2005年出版回憶錄指出，半世紀前他和黃春明對談，他認為國民政府對本省作家比較寬鬆，對外省作家比較嚴厲等，但黃春明一直默不作聲，「沒有回響，沒有交流，沒有質疑」，但黃春明日前受訪表示，正是因為這些親密的師長在白色恐怖中被帶走，他因此不敢講話，「我當時很難相信人」。1966年，他和尉天驄、陳映真等人辦主張社會寫實主義的《文學季刊》，寫底層小人物，結果被國民黨新聞局警備總部認為是跟共產黨的工農兵文學唱和。陳映真兩年後年被抓後幾天，他也被抓，還好後來被放出來。
黃春明表示，這些經驗讓他不敢隨便講話，但沈默並不是代表忘記，也不怕想起來，第二屆國家文藝獎，上台領獎致詞時，王老師的身影浮現在我腦海裡，我向台下深深地一鞠躬後，仰望著上方說：「王老師，我得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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