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實質平等齊頭式平等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你好，歡迎每天聽本書，今天為你解讀的書叫《貨幣野史》。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這本書的主題，我會說是「找回丟失的貨幣常識」。
什麼是貨幣常識呢？我相信很多人都聽過，貨幣是一種特殊商品，它是在經濟發展中由物物交換演變出來的，充當一般等價物的交換媒介。比如說，在原始社會里，有人種田，有人打獵，有人採摘，他們一開始是直接交換彼此的產品，但很麻煩，於是慢慢約定，用某種貴金屬作為交換的中介，形成了貨幣。這就是一般經濟學告訴我們的常識。
但這本書告訴你，這個常識是錯的。書中說到，按人類學家的考察，歷史上不存在物物交換的經濟，更不用說由物物交換演變來的貨幣；相反，有很多證據表明，貨幣最初的形態是關於欠債的記錄，它不是一種物品，而是一項技術。比如，五千多年前蘇美爾人的債務記錄，近代英國使用的木條借據，太平洋的雅浦島上使用的石頭貨幣，乃至今天銀行系統中流動的電子數據，都能證明貨幣是一種信用債務記錄，而不是我們常說的交易媒介。
這裡需要提醒的是：信用和債務是同一件事的兩個方面，債務表示負擔，信用強調償還，它們都代表欠債，因此在很多時候可以互換，比如信用卡就是債務卡，信用記錄就是債務記錄，信用擴張就是債務擴張，等等。
那麼關於貨幣是信用的觀點是怎麼弄丟的呢？作者指出，在17世紀的英國，發生過一場關於貨幣鑄造的大辯論，當時德高望重的思想家洛克認為，貨幣作為商業活動的工具，價值要固定，標準要統一，他不認可貨幣是信用，而相信貨幣是金銀，這種觀點贏得了辯論，並影響了後來的經濟學家。經濟學的創始人亞當·斯密把它寫在經濟學的奠基之作《國富論》中，一直流傳到今天，成為經濟學的常識，也成為經濟學的一個失誤。
這本書的作者菲利克斯•馬汀，有經濟學、古典學以及國際關係等多個學位，所以這本書不像一般經濟學著作那麼嚴肅，而是很有戲劇性。比如上面提到的貨幣常識的丟失，書中稱之為「謀殺案」，不過作者認為，洛克否定正確的貨幣常識是無心之舉，所以將它定性為「意外死亡」，充滿了故事色彩。這本書的英文標題叫「Money：The Unauthorised Biography」，被翻譯為「貨幣野史」，充分反映了這一點。
按這本書的觀點，貨幣常識的死亡和丟失，是經濟學的重大失誤，我們要把丟失的貨幣常識找回來，才能更好地理解經濟現象。這有什麼用呢？用一位讀者的話說，魚恐怕永遠也不能操縱水的流向，但它明白了自己曾經逆流而動的徒勞，才會去嘗試改變那些可以改變的東西，讓事情變得更好。這就是認知的價值。
接下來，我就分三個部分為你解讀這本書：第一，為什麼說貨幣的本質是債務記錄，而不是交易媒介；第二，關於貨幣是欠債的觀點，是如何被經濟學遺忘的；第三，關於貨幣是欠債的觀點，如何幫我們更好地認識世界。
第一部分
先來看第一個問題， 貨幣的本質是什麼？說起這個問題，很多人憑借在書本上學過的知識，也能說出個一二三來，故事大概是這樣的：
在原始經濟中，貨幣是不存在的，只有物物交換，效率很低。因為你必須找到一個交換對象，他有你想要的東西，你有他想要的東西，兩方面湊齊才行。這個困難讓人們產生了對交易媒介的需要，比如貝殼、金銀、銅錢等等，你可以賣出商品賺取它，又可以用它來購買一切物品，並且可以囤積起來，作為今後的財富。這就是貨幣的由來。它的本質是交易媒介。
這套理論流傳廣泛、深入人心，因為它符合我們的邏輯想象，並有權威認證。早在兩千多年前，亞里士多德就提出這種觀點，17世紀著名的思想家洛克也堅持這種觀點，最重要的是亞當·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經濟學奠基之作《國富論》中發展了這套理論，被後來的經濟學著作沿用，成了經濟學的標準常識。
當然，它有時也會受到懷疑，比如經濟史上有個著名的「拿石頭當錢」的案例，就對這種常識構成了挑戰。案例說的是在太平洋西部，接近菲律賓的地方有一個島叫雅浦島，當地人過著田園牧歌式的生活。島上只有三種產品——魚、椰子和海參，沒有農作物，幾乎沒有藝術品和手工製品，很少跟外界貿易，可以說是現代人眼中的原始社會。
按理說，這種地方最可能看到物物交換的景象，但恰恰相反，雅浦島有一套高度發達、與眾不同的貨幣，學術上叫「費幣」（中文是浪費的費）。這是一種又大又厚的石輪，直徑從1英尺到12英尺不等，中間有一個洞，可以插進木棒進行運輸。一開始人們認為，當地人選擇這種貨幣形式是為了防盜，因為它不易攜帶，就不會成為偷盜的目標。
但後來發現，事情沒那麼簡單。在雅浦島上，交易計算的是彼此的債務，用債務抵消，餘額在以後的交易中再結算。即便到最後結算的時候，如果需要轉移的費幣太大，不容易搬動，它還是會留在原處。這個案例引起了人類學家和經濟學家的注意，它不僅對貨幣起源的常見理論提出了挑戰，還引發了貨幣到底是什麼的懷疑。
一般理論認為，貨幣是一件「東西」——是從眾多商品中選出來的，充當中介起到方便交易作用的特殊商品。但雅浦島的費幣並非如此，通常這些石頭比交易的物品更難移動，在大多數交易中根本沒有被交換過，因此它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商品交換媒介，更像是一種信用記錄和債務清算手段。
那麼，雅浦島的狀況是不是特例呢？隨著更多的研究和證據出現，人們發現它不是特例，而是普遍現象。
比如，在距今五千多年前的中東兩河流域，就有了記錄債務的貨幣技術。考古發現當時的帳簿上有一種叫謝克爾的記賬單位，它記錄了商品、勞動和法律懲罰等各種事物的價格，比如每個月的勞動價值是1個謝克爾，租一輛牛車每天要支付1/3謝克爾，扇別人的耳光要罰款10個謝克爾，等等。這種經濟既不是物物交換，也不靠鑄幣支持，而是靠虛擬的債務和收入記賬系統來運作。這時候貨幣充當的是計量單位和債務記錄，而不是一種商品。
又比如在公元12世紀，英國出現了用木條作憑證的支付系統，人們在木條上鑿出凹口，以記錄貨幣單位的數量，將它一分為二，債權人和債務人各拿一根。債權人那一根可以作為支付憑證流通，當有人把代表債權的木條拿到債務人跟前要求償付時，兩根木條上的切口必須匹配。這種獨特的支付系統，在英國持續了幾百年之久。
今天的銀行體系，更能體現貨幣是信用和債務的特點。這一點我在《現代貨幣理論》這本書的解讀中談過，這裡就不展開說，只做簡單的概括，那就是：銀行通過批准對企業或個人的貸款，能夠憑空創造出新的貨幣，這些貨幣的本質，就是企業或個人的信用（債務）記錄。
總之，這本書通過引用一系列證據和研究，否定了傳統經濟學提出的，貨幣是物物交換演變出來的充當交易媒介的商品的觀點，比如美國學者喬治·道爾頓認為，如果將「以物易物」定義為沒有貨幣的市場交換，那麼從來沒有證據表明它是重要或主流的交易模式；劍橋大學的一位人類學家更是直截了當的說：「從來就沒有關於以物易物經濟的直接記錄，更不要說從這種體系中誕生貨幣了。」
那麼貨幣是什麼呢？這本書認為，貨幣是由債務記錄和清算系統構成的社會技術，它的核心是信用。傳統經濟學認為，有形的貨幣才是錢，信用和債務是以此為基礎衍生的虛擬現象；而這本書認為，信用和債務才是貨幣的本質，硬幣、鈔票、存款等等這些具體的貨幣，只是表徵，是用來跟蹤記錄經濟中債權債務關係的工具；打個比方，認為貨幣產生信用，就像說太陽圍著地球轉，那是錯誤的直覺，而認為信用產生貨幣，就像認為地球圍著太陽轉，這才是貨幣的常識和真相。
第二部分
那麼，這種常識和真相是如何被經濟學遺忘的呢？這要從一場辯論說起。因為17世紀的英國，出現了貨幣短缺，因此要重鑄貨幣，人們對此產生了分歧。
當時的英國，主要流通的是銀幣，它在使用中會磨損，還有人把邊角銼下來，鑄成新的硬幣牟利，這些殘缺的硬幣重量或成色不足，卻以法定面值在流通，於是就產生了「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也就是說，當人們發現成色不同的硬幣都以相同的面值流通，就會把沒有毀損的貨幣貯藏起來，只用那些不合格的劣幣進行交易，這樣就把良幣從市場中排擠出去。
結果就是，在17世紀60至90年代，硬幣磨損、偷銼剪切的現象在英國愈演愈烈，劣幣充斥於市場。到了1695年，大多數流通硬幣所包含的銀的成分，只有出廠時的一半左右，相同材質的銀塊的價格，比鑄成硬幣要高出近25%。另外由於當時的金、銀兌價不合理，英國的銀幣外流，導致貨幣短缺，嚴重影響了英國的商貿秩序和經濟發展。
於是，英國政府和議會開始醖釀重鑄貨幣，但對於如何重鑄，爭議很大，其中有兩位重要人物，一位是財政大臣威廉·朗茲，另一位是當時著名的哲學家約翰·洛克，提出了針鋒相對的意見。
財政大臣朗茲建議，把所有銀幣的面值都提高25％，新幣和舊幣同時流通。舊的劣質硬幣雖然重量和成色不足，但可以按面值流通，而新鑄成的優質貨幣，要麼將法定面值提高25%，要麼將實際含量降低20%。總之就是提高銀幣的法定面值，降低鑄幣的金屬含量，這樣可以讓人們願意把白銀送到鑄幣廠被收購，同時那些被私藏的優質銀幣也會重新進入流通，使銀幣短缺的狀況得到改善。
但另一方面，當時著名的思想家洛克反對朗茲的意見。他認為白銀才是真正的價值來源，才能充當法定貨幣，貨幣必須保持固有的含銀量，才能維護貨幣的信譽，因此他反對降低鑄幣的含銀量。他主張按原來的重量和成色標準重鑄新幣，取代殘損的舊幣，而在新幣取代舊幣的過程中，由政府承擔損失。
他們的意見代表了兩種不同的貨幣觀。洛克認為貨幣是一種商品，貨幣的價值是由充當貨幣材料的金屬含量所決定的，因此不能隨意變動標準，這叫金屬主義；而朗茲認為貨幣的金屬含量不重要，重要的是貨幣標識，因為貨幣只是國家規定的計量符號，這個標準是可以變動的，這叫名目主義。換句話說，洛克認為錢是金銀，信用只是硬幣的延展；而朗茲認為錢就是信用，硬幣只是信用的物理表徵。這就是商品本位和信用本位的區別。
最後，這場辯論的結果是洛克的主張獲得了政府認可。1696年1月，英國議會下令，從當年6月起殘缺的硬幣不能再用。在此之前，它們可以用來繳納稅款或購買政府債券，仍然按法定面值計算，從7月起，就只能按貨幣中真實的含銀量以市場價回收。這樣，缺損的貨幣被收集起來，加上政府投入的白銀，按照標準的重量重鑄貨幣，整個過程持續了三年。
按照作者的觀點，朗茲的建議是正確的，而洛克的主張把事情弄糟了，但是沒辦法，他們的權威和影響力相差太遠。洛克不僅被後世認為是啓蒙時代最重要的思想家，被稱為「自由主義之父」，並且在當時也被看作英國議會制度的首席理論家，是名副其實的意見領袖。他不僅決定了英國鑄幣大討論的政策結果，也對經濟學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在接下來誕生的古典經濟學理論中，從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開始，洛克的貨幣觀就佔據了主導，按原書的話說，「在斯密和他的古典經濟學追隨者的作品中，出沒著一個幽靈：這就是約翰·洛克以及他那套貨幣自然主義。古典經濟學家對洛克的忠誠不可動搖：貨幣就應該是黃金或白銀。」正像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說到：「和其他商品比起來，金屬損耗較少，沒有任何東西比它們更抗侵蝕。此外，金屬還可以按任意數量分割成小塊……正是這種特性，讓金屬變成了最適合商貿和流通的工具。」
不僅如此，洛克對價值的認識，也就是「價值是物品的自然屬性」的觀點，對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影響深遠，它極大地簡化了理解經濟的任務。因為如果把價值看作天然的東西，那麼經濟學分析根本不用關心貨幣。貨幣只不過是為瞭解決交易不便的媒介，人們想要的不是它，而是可以用貨幣買到的商品。這樣一來，經濟學的分析最好是從忘掉貨幣開始，而去關注生產、分配、消費等「真實」的經濟問題，就像另一位經濟學家穆勒總結的那樣，「簡而言之，從本質上說，在社會經濟範疇中，不可能有比貨幣更不重要的東西了。」
就這樣，經濟學從創立開始，就把貨幣打入了冷宮，因為主流經濟學家認為，貨幣只是商品交換的媒介，不對經濟產生實質影響，這種觀點一直流傳到今天。而在《貨幣野史》這本書看來，這恰恰是貨幣常識的死亡和丟失，是經濟學的一個失誤。我們要把丟失的貨幣常識找回來，才能更好地理解經濟現象，解決經濟問題。
第三部分
那麼，運用新的貨幣常識，可以分析哪些現象、解決什麼問題呢？按照這本書的觀點，要想正確認識金融危機，保持社會穩定，就需要運用新的貨幣常識。
就拿過去幾十年來說，金融危機在世界各地層出不窮，從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到2000年的互聯網泡沫，再到2002年阿根廷主權債務危機，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這種動蕩並不是偶然出現，而是反復發生的。這種金融系統的不穩定，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
這本書的作者認為，貨幣本身就有不穩定的特質，因為它總是傾向於產生不可持續的債務負擔，當債務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造成金融危機。
比如，在經濟景氣時，資產價格會上漲，導致投機增多，很多人將資產抵押成貸款，進一步買入資產，造成資產價格不斷上漲。而大量投機產生的債務，會讓投資者資金緊張，也就是收入不夠支付利息。當債權人開始要求償還時，負債累累的投資者必須賣掉資產來維持現金流，而這時候，已經沒有交易對手可以支付如此高昂的資產價格，因此出現拋售，導致資產價格跳水以及流動性緊張，最終造成金融危機。
更麻煩的是，金融危機會造成社會不穩定，因為它會帶來收入下降和失業。2008年之後發生的「佔領華爾街」還算是溫和的，往前追溯問題更嚴重，比如2002年阿根廷債務違約引發的金融危機，造成社會騷亂和政局動蕩。1990年日本經濟泡沫破裂，導致房價、股價的大幅下跌，企業大面積破產，造成日本經濟「失去的二十年」。
對此，作者的建議是什麼呢，他在書中說到：
「許多國家目前的金融不平等到了無以為繼的地步——或者說它們的債務太多了。而且我也認為，目前嘗試逐漸減輕這些巨額債務的策略……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在經濟上也不令人滿意。而如果參考梭倫書中的建議，我們就能提前處理這個問題，或者通過設計幾年的高通脹，或者通過直接重組債務的方式。」
你看，這裡提到了梭倫的建議，也就是梭倫的改革。公元前594年，梭倫被選為雅典的執政官，展開了一系列被後世稱為「甩包袱」的社會改革，其中首要的一條是取消債務。而所謂通過高通脹或重組債務來處理問題，就是作者認為，為了減少金融危機和社會動蕩的隱患，需要通過技術手段來減輕社會負債群體的負擔，甚至是大規模地赦免債務。
這種建議是異想天開嗎？不是，它有一定的歷史依據和現實基礎。
書中說到，古代中東地區就有這樣的傳統，在整個社會不能支撐債務負擔的時候，國王會宣佈，所有債務一筆勾銷。《聖經》中也有類似記載，在宗教歷史上，每四十九年的最後一個贖罪日結束後，叫「禧年」，這一年每個奴隸都可以重獲自由，每一塊土地都可以物歸原主，每一筆債務可以一筆勾銷，每個人都有機會重新開始。
正是按這個思路，1997年有人發起了「禧年債務運動」，要求取消貧困國家的債務，特別是那些發生飢荒、戰爭和瘟疫的國家，因為這些國家無力償還債務和支付利息，陷入了依賴債務的惡性循環，唯一的辦法是減免或者完全取消債務。
按照中國人的傳統觀念，欠債還錢是天經地義的事，在市場經濟中，遵守契約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則，這本書的作者為什麼還主張赦免債務呢？
這就要回到對貨幣的認識上來。傳統貨幣觀點認為，經濟價值是自然界中存在的事實，貨幣的職責就是衡量它，但不能影響它。貨幣本位是政治公平的支點，就像物理天平的支點一樣，它必須固定在一個位置，才能保證測量準確。因此，遵守債務契約和尊重貨幣本位是一件順應規律、理所當然的事，不能違背它。
但是這本書認為，沒必要把經濟價值看作天然的事實，而應該看作是為了實現公正繁榮的社會而發明的概念。貨幣政策的終極目標不是貨幣穩定，而是實現一個公正繁榮的社會，既然如此，債務重組或通貨膨脹導致的違約或偏離貨幣本位，只要有利於社會穩定，都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
在《羊群的共識》這本書中有一個案例，似乎印證了作者的觀點。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冰島整個國家陷入了困境，因為之前他們大量擴張信貸，欠下了巨額債務，危機爆發後冰島三家最大的銀行破產，三十萬冰島人背負了上千億美元的外債，加上資本市場的虧損，平均每個人背負了上百萬美元的債務。於是，冰島政府決定重啓經濟，將危機時期產生的居民負債一筆勾銷，用三大銀行的稅款來補，受到舉國上下的熱烈支持。
結語
說到這兒，關於這本書的內容就快介紹完了，我幫你回顧一下它要回答的幾個重要問題。
首先是貨幣的本質是什麼？傳統經濟學認為，貨幣是由物物交換演變出來的，充當交易媒介的特殊商品。這也是我們大多數人所認為的常識，因為從小到大，幾乎每個級別的經濟學教科書，都是這麼說的。但是這本書告訴我們，這個常識是錯的。因為根據人類學家的考察，沒有發現大規模的物物交換的堅實證據，反而有大量的歷史研究表明，貨幣最初是以債務記錄的方式誕生的，它的核心是信用。它不是一種物品，而是一項技術。現代銀行通過借貸創造貨幣的機制，更是清晰無誤地展示了這一點。
其次是貨幣的這種常識，是怎麼在經濟學中被遺忘和顛倒的？這本書的作者認為，歷史的偶然造成了這個結果，因為17世紀著名的哲學家洛克，在一場重要的貨幣辯論中贏得勝利，並影響了後來的經濟學家。作者認為經濟學把貨幣看作交易媒介，把經濟看作是去掉貨幣之後的物物交換，進而認為貨幣在經濟中無關緊要，對我們看待經濟問題產生了極大的誤導。 只有把貨幣看作信用或債務，才能明白它對促進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對造成經濟波動影響巨大，這才是貼近現實的觀點。
第三，關於貨幣是欠債的觀點，如何幫我們更好地認識世界？作者在書中談到了金融危機，他認為貨幣總是傾向於積累不可持續的債務負擔，是金融危機反復出現的根本原因，而要維護社會穩定，我們只能採用一些非常規的手段，比如赦免窮人的債務，這在西方有歷史和宗教的傳統，卻對「欠債還錢」的中國古訓構成了挑戰。
不過我認為，讀完了這本書，如果理解了貨幣是債務、同時也是信用的觀點，會對中國的另一句古訓「人無信不立」有更深的感悟。
過去我們通常認為，「人無信不立」是一種道德要求，跟人的物質利益沒有太大關係。而當我們知道貨幣就是信用之後，「講信用」似乎多了一層理由。它不僅是一種可貴的精神品質，並且會在某個時候給我們帶來實實在在的經濟利益，這就是講信用的巨大價值。」

第 18 集 當臺灣遇見疫情 （下）之一 （文字版）

我們應該努力讓自己不只把注意力只放在疫情數字的控制上，以免見樹不見林。而要更關注一些根本的問題。
上一集我們已經談過一些課題，這一集我們先來談政府的角色與作為。

1
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劉紹華教授，去年曾經寫過一本書，
談疫情時代的一些關鍵詞。
這次我問她，過了這段時間，會不會再加新什麼關鍵字。
劉教授說她會加「專家」這個關鍵詞。
為什麼？
劉紹華教授說：每天疫情指揮中心向大家提出報告，也說他們有個決策委員會。但是她問我：「你知道是哪些人嗎？」
這些人到底是誰，媒體要不到資料，法律學者也要不到資料。
她說：在我們所知道的世界許多民主國家裡，這是不會發生的事。
即使在臺灣也一樣。
在這一次疫情爆發之前，我們政府的運作也沒有這樣。
這麼重要的一個單位在決定這麼多重大的事情，裡面有所謂的決策委員會，但其中有哪些專家、委員，卻沒人知道，這樣的事情以前是沒有發生過的。

我問劉教授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她說這就是因為一旦我們把控制疫情的數字放在一切事情之首的時候，當然其他的事情都會放到其次，不受注意。
這麼重大的事情，決定的專家卻隱形了 ，這不是民主社會的常態。

中研院法律學研究所李建良教授，也有同樣的觀察。
他說：現在防疫權力這麼集中的情況，稀釋了法規上的一些正當性。
衛福部部長究竟是根據什麼法源來代行閣揆的職掌？
真正的指揮官是誰？
真正出了重大的問題，誰要來負責？
都是不清楚的。

疫苗的分配也是。到底有哪些科學基礎、價值選擇、政策衡量？
打疫苗的順序，又實際上是由誰來決定的？出了問題，如果要追究決策環節的時候，到底是誰要負責？
決策的透明度、決策的過程，到底是根據什麼標準跟流程做出來的？
這些目前也都是不清楚的。
所有這些，都是當政府在一切以疫情控制為最優先的時候，所忽略的事情。

2.
另外，當然還有公民權益的倒退。
劉紹華教授指出：去年疫情爆發之後，只禁止滯留湖北的臺灣人返臺；從別的地方返台的人卻沒有這種限制。
一個民主國家，把公民的基本權益做這種限制，是不該有的情況。

劉教授說：在這個過程裡，提出質疑，就會被要求團結；有不同的意見，又很容易被打成中共的同路人。
她說：從去年開始，中央的政策都在喊全島一致，一直到最近，所謂的要不要解封這樣的事情，才交由地方政府來決定。
她認為，這是因為亞洲經過威權文化洗禮的地方，都容易就以為團結就是整齊劃一。
但她說，看教宗這本書就會知道，像教宗講的團結， 就比較像是禮運大同篇裡面所講的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如果不能容納多元的聲音，那到底怎麼形成一個社會的共識？怎麼形成真正的所謂生命共同體呢？」她問。

政大公共行政學系杜文苓教授也說：在一個社會裡面怎樣調節不同的意見，互相尊重，讓不同的意見可以創造出新的思考和解方，是極關重要的。
杜教授說：教宗在這本書裡面講 「不同意見 可以保留高音處的和弦」。這樣才可以使得社會的聲音更繽紛，更豐富，不落俗套。

此外，李建良教授也指出：就是疫情期間很多會議都採取網上會議的時候，視訊時代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效率會減弱，重要的決策很容易就被輕鬆通過。
而線上型式的利弊就是，一方面有利於資訊的傳播、記錄，
但不利的一點就是公共政策會如此決定。
李建良教授也特別提醒：數位足跡的資訊掌控跟使用，事後如何還權於民，或者說是如何還私於民，這些事情也都是政府應該事先就清楚說明的。不能等到人民要求說明一點，政府才做一點。

3
除了政府的角色之外，公民社會的課題也非常關鍵。
清大通識教育中心的林文源教授，這一年多來一直在密切觀察臺灣在疫情時代所發生的種種現象。
他說：就像世界經濟在疫情爆發之前重視全球化的長練，而疫情爆發之後開始注意各地區的短練，台灣對疫情的關注和因應，也有長練和短練。

林教授說：臺灣的疫情，其實可以分成前後兩個階段。
今年五月之前，很容易讓人覺得台北就是全台灣，非常中心化，也像是重視的是長練。
而今年五月之後的第二階段，才開始更注意各地當地的現象，在地化的討論和因應。

林文源教授觀察上半場的另一個現象是 ：大家的討論都好像參加政論節目，而下半場則出現比較多的個人化的行動，實質考量。
假新聞很多，但是主動對抗假新聞，補資訊漏洞的人也多起來。
「臺灣跟中國的較量，從過去政府之間好像是長程飛彈的較量，改為現在民間的巷口的肉搏戰。」他說。

當萬華茶室事件爆發後，固然有很多人在污名化，但是也很多 NGO 的從業人員在關心這些弱勢者，為她們發聲。
所以他說看到民間很多人在主動論述，幫我們釐清社會的樣貎，因而可以準備未來可以做什麼事情。
因此，林文源教授說他看到很多人像是在日常生活裡進行個人的社會運動。

許多其他學者也有相同的觀察。
杜文苓教授說：如果只看主流媒體，會只看到對立立場的相互指責，看不到社會有什麼其他自主性的力量。
但事實上，杜教授說，像社會出現對萬華茶室的污名化之後，出現很多自主性的草根力量在行動，協助街友、性工作者。
她說，這是我們社會可貴而重要的力量，也是我們面對未來挑戰的靭性力量。

中山大學社會學系的趙恩潔教授提醒要注意兩大結構性的問題。
第一是要注意資本的不平等。
她提出所謂 COVID 難民這個概念。
她說，這一次疫情的傳播，全世界皆然，都是因為有些人可以搭飛機在空中到處旅遊 ， 所以造成了快速的全球性蔓延。
然後等疫情爆發之後，以臺灣為例，很多人就因為臺灣安全，就回到了臺灣；可是等到臺灣的疫情爆發，疫苗又短缺的時候，這些人就又馬上又離開臺灣，
再到其他可以打疫苗，他們認為更安全的地方。
趙教授認為這是一種資本的不平等。
有些人有條件一直這樣飛來飛去，不但造成了病毒的傳播，又能夠這個及早找到自己認為安全的避風港。
相對之下，社會裡比較弱勢的人，沒法像他們這樣移動的人，居於非常不利的情況。

趙教授提醒的第二點，是大規模農業和養殖動物的問題。
養殖動物從以前開始就是很多傳染病的起源，目前當然更是我們要小心的源頭。
而她看到現在許多人因為這次疫情，已經改變自己的注意，
改為開始注重在地的生活圈，發展農業自主。
她認為這也是公民社會裡大家在實踐勇敢夢想的行動。

4
在一個公民社會裡，溝通當然是非常重要的。
劉紹華教授說，所謂觀察問題，並不光是說「看」到問題就可以。
光是「看」，也可能會「睜眼說瞎話」。
她說：觀察問題，需要有一段距離，才能需要「景深」。有了景深，才會觀察得立體化。
劉教授說，但是臺灣的人口密度很高，大家都很貼近，所以討論公共議題的時候，經常難以產生必要的「情緒距離」和「眼光距離」，也就難以產生「景深」。
她說：這一點是需要我們注意的。

對於如何溝通，台北醫學大學林益仁教授提出一個觀點。
林益仁教授長期觀察原住民文化，參與原住民的活動。
他說：台灣的地理很特別。從海平面上升，到亞熱帶、溫帶，甚至到高山是寒帶。 所以我們的植物生態非常多元。
林教授說我們的社會也是一樣。人口有非常有多元的各種背景，和澳洲一樣也是墾殖社會，但是擠在一個小很多的土地上。

所以林益仁教授認為：我們社會的對話，可以參考原住民的這個方式。
他說，泰雅族裡面有句話話叫「 sbalay」。
「balay」就是真相，「sbalay 」就是找尋真相，和解。

所以當泰雅族碰到他們族裡面出現爭議的時候，就會把大家找來，都坐在一起 ； 你把你看到的講出來，我把我看到的講出來，他把他看到的講出來 。
林教授說，通常大家把自己所看到的東西都講出來，轉了一圈之後，
大家大致就會有一個答案出來了。
所以，林益仁教授認為：這是我們可以向原住民借鏡參考的一種溝通跟對話的模式。

我們談過了疫情時代為什麼不能只是關注每天確診人數、死亡人數這些表面上、結果性的指標，卻不注意其他更根本、更原由性的課題之後，下面最後一集，我們來談一下疫情時代，我們為什麼需要勇敢地夢想、有一個美好的夢想，以及台灣想要進入國際社會所該有的準備。

謝謝大家。
我們最後一集見。

自從五月份疫情爆發以來，因為3＋11相關爭議，我鮮少對外發文，但對民眾的服務從來沒有停歇。對於3＋11的爭議，如我之前所說，我為機組員開協調會，出發點是擔心機組員身心狀況導致飛安疑慮。對於相關決策與疫情關聯，除了指揮中心多次說明，我也相信行政院與監察院分別進行的調查，會釐清相關爭議，我也會盡全力協助相關爭議釐清。

非常感謝這段時間關心和鼓勵我的朋友，我會繼續做好我的工作，今明兩天我也想向大家報告這幾個月我們的工作成果和大家分享：
---------------------------------------------------
范雲工作成果報告（2020/02-2021/07）

✅ 深化民主，守護主權

守護主權，防範紅色滲透
進入立院後，推動台灣成為正常國家，與建構防範中共滲透的防禦工事，是我與過去在街頭守護民主的夥伴們共同努力、不敢懈怠的重要工作。我一上任，就積極處理中研院士應為本國籍，以及中研院外文名稱正名討論的開啟。接著，包括成功推動影音串流平台OTT要合法納管才能落地、數位身分證要先立法再實施等，都是為了要防範中共在科技、媒體、教育、學術等領域的紅色滲透。

深化民主
除了防範紅色滲透，我努力推動深化台灣民主，建立一個保障人權的民主台灣。我提出了憲法增修條文草案，一方面確立國家人權委員會獨立行職權，二方面強化人權保障，將社會權、文化權入憲。為了去除威權文化，我提出「宣誓儀式民主化」三法案，希望未來台灣民選公職不用再對國父遺像敬禮。

針對平等參政，我也提出選舉公共化的修法，期待經濟資源不再成為人民參選的門檻。看到香港人爭自由所遭受的迫害，我也提出「跨國全球人權問責」法案，希望能讓台灣為國際民主自由同盟盡一份力。

✅ 團結！看見每一位勞動者的辛苦

作為一個教育領域的勞動者，我希望能補上勞動權益的拼圖缺角，也希望能協助解決非典型勞動工作者的困境。

今年五一勞動節前夕，我與15個工會勞團共同呼籲職災保險專法(我提出本屆立院第一個草案版本)、公益揭弊法、勞動教育促進法、最低工資法、性工法中陪產暨親職假等五大勞權法案，應盡速立法或修法。我的辦公室也提出了相關法案。

我也協助了包括外送員、專櫃銷售人員、駕駛、教師、護理師，以及藝文工作者爭取他們應有的勞動權益。

✅ 讓各領域的女性都能平等發展

投入婦運超過三十年，我是性別運動的終身推動者。進入立院後，我與婦女團體站在一起，持續努力修法處理權勢性侵、跟蹤騷擾、數位性別暴力、遭遇雇主性騷擾求助無門、弱勢女性處境包括月經貧窮，以及還國際慰安婦正義等議題。

性別議題深入社會文化，從人身安全的侵害到厭女現象的日常，以制度與政策確保界線是最根本的。我的團隊積極協助在不同領域中的女性所面對的環境不友善，目前有具體處理的包括運動領域、科技領域，以及金融領域。針對政治領域，我也提出了行政院組織法修法版本，明定未來政務官任命單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 親子友善，讓家長與孩子一起快樂成長

友善家庭
台灣社會的家庭樣態非常多元，我進入立院後，就努力推動從孕育孩子、誕生、養育到求學每個階段的改革，希望讓各種家庭樣態中的每一位家長都能與孩子一起快樂成長。

我提出陪產親職假、七天有薪家庭照顧假、補正幼兒園虐童罰則漏洞，也實質透過質詢、溝通與預算審查，敦促政府提升幼托公共化與家外送托比率。

友善親子環境
我也推動了包括圖書館、藝文場館與故宮的兒童近用與親子友善環境；積極協助家長一起努力改變小孩可能遇到的霸凌或性別刻板就學環境。從親子共讀、校外人士進入校園教學的把關到教育部家庭教育網站內容的檢討，我與團隊積極努力，與家長們一起打造親子友善環境。

✅ 責無旁貸！做助人工作者的後盾

出身社運，我一直感謝「助人工作者」支撐台灣社會各個角落人們的辛勞！因此我進入立院後，就努力與這群人並肩作戰。

我的辦公室處理過社工、護理師、醫師、心理師、照顧人員等助人工作者所遇到的不合理的對待，其中包括醫師面對的天價違約金、專輔人力的不足、照顧人員應有全新疫苗照顧假、日間精神復健機構納入紓困4.0等協助與爭取，我跟團隊都是日夜兼程全力以赴。

我的團隊最近成功為台北榮總的護理師爭取到加班費，感謝退輔會因此建立了全國各地榮總系統護理師「事後申請加班」的合理程序！

✅ 性別平等不能退守，攜手同志對抗歧視

婚姻平權法案為台灣建立了人權立國的國際形象，但因為保守勢力的抵擋，「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對同志家庭權益的保障仍不完整：同志配偶無法共同收養、部分跨國同志配偶仍無法在台灣成家等，仍需持續推動。

此外，這個社會對同志的歧視與偏見並不會立刻改變，過去這一年多內仍然發生友善同志的童書繪本「國王與國王」被抹黑以及大學「性別平等專題研討」邀請反同言論講師等事件。

我與團隊除了緊急協助處理了多起歧視同志的案件，也督促教育部在推廣教育、社會教育、師資職前培訓、教師在職進修、教科書審查、身心障礙及特殊教育、家庭教育等面向，都必須避免針對同志的偏見與歧視；也要求包括體育、國軍、金融業、勞動職場各領域推動性別平權措施。

✅ 推動讓學生成為學習主體的教育：
守護學生權益、保障學生自治，落實校園民主

作為一個學生運動參與者，我認為校園民主就是讓年輕人成為學習主體，展現自己想法的重要過程。因此進入立院後，我就與新世代學子緊密互動，從制度面協助解決學生權益不受保障的困境，包括檢討黑心校規、健全學生申訴機制、補足學校諮商輔導資源、縮小數位落差以及完善學校飲食教育。

我跟團隊在處理學生求援的議題時，都會反覆確認各種社經背景、性別、性傾向、性別認同與氣質、族群、身心狀況的學生會面對如何不同的處境。未來任期中，還有二個議題需要全力以赴的：十八歲公民權入憲，以及讓黑心校規真正從校園消失。

✅ 一步一腳印，服務各地民眾不分區

我的團隊常常說我辦公室是名副其實的「不分區」立委，地方選民服務有我從政以來深耕的台北市大安區、有我認養的花蓮、還有我的老家淡水和故鄉雲林等地；也跟各地友善議員合作，將地方問題但屬於中央權限的議題，和各部會討論與處理。

過去這一年半來，我們辦公室成功協助各地民眾處理問題，例如成功協調各單位，完成台北車站街友家當安置處理，讓北車環境整齊，同時也保障街友生存空間。

其他還有督促道路標示改善完成、促使衛福部醫院移除埋設於民眾土地上會造成汙染之管線、使大學重要地震帶研究取得場址、爭取地方閒置公家宿舍作為居民活動場所、敦促大學校園改善校內危險斜坡道、召開協調會處理地方瀝青廠長期空氣噪音廢棄物污染問題等。

民眾的小事，就是民意代表的大事，我和團隊會繼續為地方服務。

✅ 轉型正義，讓台灣成為正常的民主國家！

我們那一代的青年，是在威權教育與對抗威權中長大。我一直相信，只有當國家願意公開威權時期壓迫的真相，社會也不會選擇迴避，才會有真正的和解。

進入立院後，我努力促成政府一步步公開威權時期的各種檔案，包括：擴大解密並開放政治檔案、推動威權時期大法官解釋會議紀錄公開，以及促成國安局長承諾正視威權時期國安局過錯等。

在這麼多的政治案件中，讓我念茲在茲的是林義雄案與陳文成案的真相釐清與究責。直到這一刻，當年國家有系統介入的真相仍未能完整公開與被究責。我會繼續努力，因為唯有真相與究責，台灣社會才能得到和解與正義。有了歷史正義，這個國家也才能成為一個正常的民主國家。

---------------------------------------------------

以上是我的簡要問政報告。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再看附圖中的具體內容。

讓我們一起加油，為弱勢、為公益、為台灣，繼續風雨同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