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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在用損益表法或資產負債表法估列售後服務成本嗎？聽說品保的質量管理都要有統計學概念，也許下次請品保部門提供公司產品的統計數據，這樣會計估列產品保固定成本更有依據。
請以Excel機率函數計算下列問題：
某汽車大廠統計自家公司產品平均可行駛30萬公里，標準差為10萬公里，現在想推出10萬公里以內保固免費維修服務，假設預估會賣出5萬輛，每輛車在10萬公里維修費用為5千元，請問應該提列多少維修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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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時應該換手機？以氣候變遷效應觀點分析 - 生命週期碳足跡應用在生活上的個案分享（10/19/2020 媽媽監督核電廠聯盟）
作者：Tony Yen ／德國弗萊堡大學再生能源工程與管理碩士、媽媽監督核電廠聯盟特約撰述
最近我手機的螢幕故障，因此面臨了是否修復舊手機還是購買新手機的決策命題。「除了財務上哪種選項划算之外，更換手機的氣候效應會是甚麼？」也是我進行決策時被納入考慮的因素之一。底下這篇文章就來分享整個決策的過程和結果；本文使用的參數都是我實際上決策時曾使用到的數值。
財務觀點分析此問題
應不應該換手機這個問題的傳統財務觀點分析如下。假設一支新手機的價格為C_new元，可以使用T_new年，則其均化成本LC_new為C_new * x^T_new / (1 + x + … + x^(T_new-1))，其中x為適當的資本成本參數（以個人來說應該是自己資產的投資報酬率期望值加1）。
另一方面，假設修復舊手機要花C_repair元，並且可以使用T_repair年，則該時刻手機價格現值為C_new / x^T_repair。
因此，在接下來T_new + T_repair年內，直接買新手機的總成本現值為LC_new * (1 + x + … + x^(T_new + T_repair) - 1)，先修復手機再更換的總成本現值則為C_repair + LC_new * (1 + x + … + x^(T_new-1)) / x^T_repair。前者減去後者的趨避成本只要小於0，就應該更換手機。
（注：理論上不論新舊手機，衡量時皆要考慮過程額外的修復成本期望值，但這裡為了簡化計算暫略。）
本文的圖片是設定C_new = 12300元、x = 1.05/年、C_repair = 2600元的條件下，不同(T_new, T_repair)組合下的前述的差值函數。額外地，不同(T_new, T_repair)組合發生的情況可視為一機率函數，因此可以求出換手機與否的趨避成本期望值。
可以從圖中看出，只要預估舊手機維修後還能運作超過半年以上，基本上就不應更換手機。
氣候觀點分析此問題
假設我們用氣候觀點看待此問題，卻意外地會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
手機大部分的生命週期碳排來自製程、運送和回收，大約佔了85%；剩下的15%才是使用階段的碳排。假設手機零件的製程碳足跡和其零件成本成正比，可以推估舊手機故障零件的製程、運送、回收碳排佔整支手機生命週期的18%。因此，舊手機為了續用T_repair年而更換新零件的生命週期額外碳排會是原來手機整體生命週期碳排的18% * T_new / T_repair。另一方面，新手機的製程、運送和回收碳排攤提在T_repair年則為原來手機整體生命週期碳排的85% * T_repair / T_new。前者減去後者的淨增碳排只要大於0，就應該更換手機。
在這樣的條件底下，如果預計新手機可以使用4年，則舊手機維修後，至少要再良好運作1.68年，才能真正減少這段期間兩支手機的淨氣候效應。考慮使用階段碳排上，老舊手機的能源效率可能比新機種差的情況，就更不應該買新零件讓舊手機延命。
碳排組成影響不同產品的氣候導向決策
從前面的分析可以知道，一種產品生命週期碳排的組成，會很大程度氣候導向決策的性質。比如，如果今天是考慮舊建物部分翻修或拆掉重新設計節能建物的話，最重要的衡量標準反而就會是使用階段碳排了。
回到手機和其他性質類似的3C產品，從本文分享的簡易計算，我們可以得到一個通用的原則：如果像我一樣3C產品平均使用年限都較長、而產品在瀕臨設計年限故障必須更換零件時，買新產品就可能是對環境比較友善的決策；但如果是在平均使用年限的一半左右就故障時，更換零件可能就是比較合理的選擇。
至於平均使用年限較短的使用者，如果要改善自己3C產品使用習慣的氣候效應，嘗試一些手段增加平均使用年限可能是最有效的做法。
當然，消費者自行計算自己消費行為的氣候效應，只能算是增進氣候意識的一種環境教育手段，對於整體氣候政策的走向並不會起到決定性作用。只有聯合眾人，根本性地要求科技大廠和其上下游產業鏈逐步落實100%綠能和碳中和等承諾，才是讓這個產業能逐步達成永續的治本之道。
完整圖文內容請見：
https://www.facebook.com/momlovestaiwan/photos/a.214032908732304/1978360165632894/?type=3&the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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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周專欄：後人類與後自我
上次談到凱薩琳．海爾斯（Katherine Hayles）的論著《後人類時代：虛擬身體的多重想像和建構》，當中追蹤了cybernetics這個學科在二十世紀下半的發展，並配合對同時期科幻小說的分析，探討「後人類」這個概念為甚麼會對人們帶來焦慮和恐懼，它又如何可以成為令人類脫胎換骨，重親自我創造的契機。
Cybernetics中譯為「控制論」、「自動控制論」或「模控學」，聽起來始終有點不明不白。其實cybernetics本身是個混雜的學科，橫跨許多個範疇，包括數學、統計學、機械學、生物學、神經科學、心理學、計算機學，甚至是人類學和社會學。控制論的創始人諾伯特．維納（Nobert Wiener）把它定義為「生物體或機器中溝通和控制的科學研究」。維納是數學家出身，二戰時曾替美國軍方研製反戰機自動攻擊系統，但戰後卻成為和平主義者，拒絕參與任何軍方計劃。控制論主要是在維納的鼓吹和推動下形成的學科，當中對「生命體」的理解涵義極廣，除了有機生物，還包括機器和社會等不同層階的自動系統。
上次我說控制論和人工智能的分別，在於前者重視實體而後者只關心數據和運算，其實並不十分準確。事實上，在稱為控制論第一波發展（1945-1960）的時期，研究者利用數學模型和機率函數計算自動系統應對環境和處理信息的能力。到了第二波發展（1960-1980），研究焦點才轉移到個體與環境的物質互動，認為實體（身體）和信息（意識）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控制論究竟傾向實體化還是去實體化（embodiment and disembodiment），端看研究者的對生命本質的不同觀點。比如認為可以把人的意識和記憶化為數據，下載到電腦中的機器人學家漢斯．莫拉維克（Hans Moravec），便相信生命的本質就是沒有形體的信息。
控制論和人工智能的最大分別，可能是對客觀現實的看法。人工智能研究者假設客觀現實是存在的，而技術研發的目的，就是要創造出雖然功能更強大，但模式上是以人類為參照的程式和機器，無論是下棋、駕駛、聊天、投資，還是在戰場上殺敵。另外，把意識化為數據，把人從肉體的束縛解放出來，也必須先假定有一個客觀的、統一的、獨立存在的意識，也即是有一個界限清晰的自我。相反，控制論對現實的看法是建構性的。現實世界對任何一種生命體來說，就是它的系統設計所容許它認知的現象。對青蛙、小狗或海豚來說，牠們的「現實」和人類所認知的極可能是差異大於共通。我們沒有任何理由認為，人類所認知的才是最真實、最客觀的版本。它只是其中一個版本而已。
客觀現實不存在的另一面，是意識的非一致性。生命體對外界的反應以分層和分工的方式運作，絕大部分的情況都是自動的，無需經過思考和定奪。所以自我意識在生物演化中是個偶發或後起現象（epiphenomenon）。這和十八世紀在西方興起的人本主義（Humanism）和自由主義（Liberalism）所推崇的理性自主自我，是互相抵觸的。二十世紀末以來的文化批判理論，普遍認為自由人本主義與自由經濟理論同出一轍，並由此發展出現代時期的掠奪性資本主義，以及人類對地球資源的開發和控制的無限擴張。對《後人類時代》的作者海爾斯來說，控制論提出的分散式認知系統，是對自我本位的人本主義的批判。這就是她所理解的「後人類（本）主義」（Posthumanism）的積極意義所在。
從腦神經科學的最新發現可見，「自我」的確是個建構出來的幻象。在日裔美國科學家加來道雄（Michio Kaku）的科普著作The Future of the Mind中（中譯作莫名其妙的《2050科幻大成真》），舉出了許多證實「自我」並不存在的案例。比如說，為了防止一些癲癇症患者嚴重發作，會對他們的左右大腦半球的連結進行切斷手術。手術後患者表面上沒有甚麼行為異常，但研究者發現，如果分別給他們的左眼和右眼展示相同的問題，得到的卻是不同的答案。（左眼由右腦主管，而右眼由左腦主管。）這說明了左腦和右腦其實分別運作，各有不同甚至是相反的取向。在一般的情況下，由於左腦是主管語言的區域，所以右腦的取向會被左腦的表述能力所凌駕。
科學家指出，腦神經元連結的運作是多線同步並進的，許多單元既互相補足，也互相競爭，產生出認知和述說世界的模型，而最後我們之所以感到有一個單一的、穩定的自我，是因為內側前額葉皮質這個區域，發揮了統領的工作，把所有混沌和矛盾的信息，建構成一個合理的、一致的故事，製造出我們知道自己是誰的幻象。問題是，這個所謂統領，實際上的決策能力是有限的，它的工作只是對無意識的自動行為加以自圓其說而已。人類所自傲的理性和自由意志，不但不是我們的意識的主要內容，甚至只是扮演著邊緣的角色。
控制論的其中一名重要人物，研究自生系統和人工生命的法蘭西斯科．凡瑞拉（Francisco Varela），是一位佛教信徒。佛教所說的「無我」，正正就是生命系統中的諸種運作群龍無首的現象。可是，正如在《周易》乾卦中的「群龍無首」是吉兆，從生命的角度，沒有一個既定的、固有的自我，也不一定是壞事。控制論可以導引出不同於人本主義的價值觀，更新對生命及其自主性的理解。凡瑞拉如此定義說：「生物自主性的解釋，就是考量行動和創造世界意義的方式。」所以海爾斯樂觀地相信，後人類解構了唯我獨尊的自我，創造出新的更開放的後自我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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