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廣告人35歲
- 夜未央,夢乍醒,無法再睡去
我差不多是35歲前兩年脫離廣告工作的。脫離的時候自己沒完全意識到那是一次別離。因為新的工作還是跟營銷有關,所以看似沒走,但實際已相隔一水。
正因為這看有似無的變化,讓我切實的比較和體會,後來品出了廣告工作更深一點的滋味。有點明白為什麼35歲的廣告人對未來如此不確定,心有不甘又不得不做重大的職業決定。
那些讓35歲開始思考的因素,我總結為做廣告的:產出的無力感,管理的吃力感和前途的不明感。
是有些負面,但不想粉飾行業的現狀。但凡事都有兩面,行業從業者普遍性的問題,往往在推動一些變革,促進一些改變,至少,也會有一些思考。
#廣告的現實面
在廣告行業做小執行的,希望能當團隊領導。當領導的想當甲方。一開始的驅動力往往是決策權。大家都想朝決策的最高點爬,希望對選擇多一些決定權。希望自己的創意不要被無視或拒絕。
後來明白,不論什麼行業,話語權永遠在把錢帶回來給大家發工資的人那裡。雖是俗理,但我們領著別人賺來的工資,總要聽別人的吧。
所以在乙方,有客戶是王道。在甲方已然。
不管專業多強,門檻多高,經驗多深,如果無法給家裡帶回吃喝,就只是支持的角色。作為支持者,就要時時幫主角做好他的工作。所以做營銷的基礎使命是為了幫甲方業務把大家的工資賺回來。
說直白了,廣告工作是為了幫甲方的業務多賺錢。這比玄學似的廣告理想和廣告人生活赤裸殘酷的多。
#用成績說話的成績如何定義
到了35歲,如果還不能理解甲方的業務,無法幫甲方多賺錢,工作的成就感會非常低。而整個故事傷感的部分是:廣告公司自己所處B2B行業,它的營銷模式與大部分甲方完全不同。縱然在廣告公司裡已經贏得不少客戶的廣告人,也無法徹底共情甲方。
因此就算是廣告界的大佬,也無法因為自己的生意做得多成功而獲得甲方的認同。往往被認同的還是成功廣告案例。而成功案例也只分兩種:一種是花了大價錢買媒介,所有人都看到過,做得還不差的廣告。另一種是創意無限,甲方非常欣賞的那種。
前一種,甲方的組織結構龐大復雜,廣告的最終決策權不可能由廣告人說了算。後一種,需要甲方無限的信任。不論二者哪種,想做出自己滿意的作品都挑戰重重,因此絕大多數的廣告產出過程都讓廣告人有無力的感覺。
做了一段諮詢之後,我再去分析廣告人的無力感,有一部分確實因為身處下游,而更多的原因有兩個:一是廣告人不堅定自己要支持甲方業務的角色定位。另一個,則是應該做的基礎工作沒有做。
#沒有資本做僕人
不做調研思考,就沒有強有力的觀點輸出,再加上對效果類廣告的不屑,慢慢廣告人就不被邀請參與前期的策略討論和製訂。
周而復始,工作越做越執行。最後淪落成甲方說,我聽,我做。這樣的僕人工作,不會有人想要長久經營。尤其到了35歲,時間和體力都不再允許沒日沒夜的“伺候”,我們是否還適合這個行業?就成了擺上桌的大問題,不直面也不可能了。
大部分工作都需要被晉升者逐步具備管理能力。以上所講到的廣告作業模式,讓行業中的中高管理者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了賬目管理上。學會瞭如何取悅客戶,如何贏取招標,卻沒有學會如何管理資源,下屬,老闆,合作夥伴和甲方。
我再回頭去看十幾年的廣告從業經驗,竟然沒有一次關於管理的培訓讓我印象深刻。甚至都懷疑在參加過的營銷趨勢,談判技巧,諮詢性服務等等培訓中,是否曾經有過如何招對人,管好人,解決問題的培訓?
與其他行業相比,廣告公司們似乎都默認“人總是會走的”,不需要太在意對人橫向且持續的能力培養。似乎全公司都只需要懂得怎麼做廣告,就自然有人會把人和資源的問題解決掉。 35歲的廣告人,正在經歷上下開火,工作生活兩頭燒的巨大壓力。在眾多問題同時爆發的階段,如果沒有工具和幫助,要離開這個行業是再正常不過的想法。
#行業的意義
再加上行業的未來總被一些人抹黑,前途的不確定性更增加了焦慮。喜歡抹黑的人有從廣告公司出來發現別的行業更輕鬆的,有自己做廣告但要攻擊前輩博出位的,有受了氣心生不滿的,而最大的抹黑,則是來自互聯網和甲方公司的實質攻擊。
當一個行業的上下游都搶著做自己的工作,那這個環節的存在意義還有多少呢?
這一靈魂拷問讓我思考廣告行業的真正意義。做廣告到底是在做什麼?
你不需要完全的認同,但廣告說到底是溝通的學問。好的廣告能把品牌想表達的意思讓消費者徹底的浸淫式的理解透徹。
好的廣告人一定非常善於溝通表達,能聽懂別人的話,能把自己的話說的清楚明白;同時還非常擅長調動感官情緒,不止能讓別人明白自己的意思,還能從感情上引起舒適,認同和慾望。
就像不專業的人會說:“我的車材料紮實”,而好的廣告人則會讓你聽車門關上時的聲音。不會溝通的人會說“我的品牌高端奢華,是您身份的象徵“,好的廣告人則會跟你講某個歐洲家族的興衰史,告訴你在百年的家族煙火中,從沒有放棄過的是對某個品牌的使用。不論貧賤,它是家族的靈魂,是對自身信仰的堅持。
因此而言,好的廣告人罕有。
不論多少行業正在把廣告公司的模式整合進來,搶甲方的廣告預算,35歲的廣告人首先要自我審視的都是:自己是否是一個好的廣告人。即,我善於豐富立體美學的溝通嗎?
#向專業深鑽的堅持
滿足這個基礎要求,不管市場怎麼進階發展,廣告工作可以做很久,且能從中持續享受創作的樂趣。縱然賺錢和生意的現實面可能會一時讓人不悅,但也不影響篤定的堅持與對工作的樂觀。
這種對溝通的擅長,不僅可以解決廣告行業前途未僕的不明感,還一定能改善產出的無力和管理的吃力,因為善於溝通,善於感動別人的人,又怎麼不能讓所有人信服和期待呢?
以上,如果35歲的廣告人還想繼續從事廣告,我想分享的就是這些。行業的情況如此,雖然能做的不多,但至少可以紮實磨煉自己廣告人的基本功。做一個明白廣告真諦的稀有物種。
我也知道,現實中很多廣告人從開始就沒有走這條“做好溝通的”路。在職業發展中,學會了商務技能,營銷策略等其他知識,他們對做好廣告慢慢失去了興趣。也被混亂的市場搞亂的陣腳。
這種情況怎麼辦?答案也簡單。看看自己一路走來學會了什麼,擅長做什麼,喜歡作什麼。然後義無反顧的去做就是了。不必執迷於現在身上廣告人的外衣,而不敢闊步向前。畢竟,這些年的從業,環境和現實都辜負了我們一開始的廣告夢。沒有機會成為一位廣告大家,不妨礙我們成為別的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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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決策委員|6號陳薇仲——地方紮根,展望2022】
晚安,我是基隆市議員陳薇仲,從明天開始,1月12日到1月14日,是時代力量第三屆決策委員的選舉,希望時代力量黨員們可以支持我把這兩年的地方經營的經驗、政策研究與溝通轉譯的專業,再一次帶進時代力量的決策機制中!從地方紮根,展望2022、擴大基礎!
來自基隆✨超級誠懇✨參選聲明:
https://npptw.org/MgWums
我的競選政見詳細版
踏實紮根、堅定前行——為2022擴大時代力量地方基礎
「#黨內改革與財務穩定」
一、凝聚地方政治改革共識,強化中央、立法院黨團與地方議題支援與協作
過去時代力量一直都沒有機制針對「議題」進行中央黨部、立法院黨團到各地方黨部、議會的主動連線與發動。未來我想推動決策委員分組,由黨務/組織小組這塊加上議題的發動與串接的聯繫與機制。舉凡地方改革,如各地議會與市政透明並配合中央內政部修法,到中央憲改、全國國土計畫、氣候變遷與能源政策等,都需要從中央到地方、從地方到中央的觀點與配合。我要從決策委員開始推動這樣的議題協作,更快速與更準確地讓議題推進,才能確立時代力量堅持台灣主權、公平正義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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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廣納人才與黨員專才,持續推動黨內多元體制與民主化工程
我從第二屆決策委員(2020.08.05總辭前)就和幾位決策委員共同提案「青年夥伴參與『台灣青年世代領袖政治培訓營』」並擴大政治網絡連結,同時也針對2020年1月黨員大會上所提不同『族群與性別、身體經驗』黨內參與保障名額之議題與其他決策委員分析他黨案例,並請黨代表成立「多元參與」小組,推動多元參與機制。
我也固定參與基隆黨部的黨員見面會,在第二屆決策委員任期中,我也將黨員想法傳遞到決策委員會內,甚至也曾參與其他縣市黨部的見面會,將黨員提供的建議,如多元募款方式的議題帶到當時仍在討論的決策委員會中進行研擬。
未來更希望延續第二屆補選決策委員之分組模式,透過組織小組持續透過各種形式(講座、營隊或黨員見面會,甚至是更有效的黨內線上討論平台),定期和各地方黨員交換意見,並將黨員的專才如科技、網路或接觸溝通等嘗試與各地黨部連結,協助時代力量各項議題遊說、宣傳、創意募款等工作。另外,也更希望進行黨內時代力量幾個重要議題的懶人包,讓黨員們可以更方便協助一般民眾釋疑、抵擋錯誤資訊的傳播(例如匿名惡意散波假訊息粉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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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動財務平衡與募款責任政治,為2022地方選戰開源節流
財務穩定才能讓時代力量黨務正常運作,更是未來支持更多專業人才參政的基樁。除了延續第二屆補選後決策委員的財務小組檢視財務基礎外,更要在財務小組中納入創意的募款模式(很多黨員也非想很多),例如類群眾募資的小物募款和議題式募款(以議題推動的做法來取得募款支持)。另外,單靠成立募款小組、由來政黨工作而非有知名度的黨工來負起募款責任實非永續作法,更要建立黨公職募款責任,由並透過黨公職讓議題與行動事項得到更多的關注,以得到募款與更多認同。
目前第三屆決策委員將第二屆所建立的些許的募款責任額,我更希望從這屆決策委員開始建立黨公職募款責任額的機制,以穩定黨內財務,未來帶動更多沒有包袱的專業青年參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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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青年參政品牌、#擴大時代力量地方基礎」
四、建立青年參政之友善平台,提供公共專業與資源
在台灣選舉制度與兩大黨以選舉為主要考量的政黨推薦之下,有理念與專業的青年難有專業的公共平台協助以發展參政規劃,導致檯面上的政治人物也少有20-30歲世代,更難以理解青年困境而為青年發聲。也因此,這是時代力量不能迴避的政黨責任──建立友善青年、改革地方的參政平台,讓青年為新世代而戰。
由於時代力量已有2018年選戰之經驗,更要著眼2022年的地方選戰,將各地選戰經驗集結成青年參政的教戰手冊,並準備選戰經費來支持沒有太多資本的年輕人參與政治、參與選戰,為更多青年賦權、奪回屬於我們的參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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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擴大2022年時代力量地方議員席次、為問鼎行政權奠基
時代力量需健全財務與凝聚內部經驗,成立友善青年參政平台,而其中,要透過理念篩選機制,尋找更多對家鄉與地方改革有想法的年輕人,從現在開始備戰2022年,透過先前的經驗進行選戰分析與提名策略,以在2022年擴大地方議員席次,目標更是在更多各地議會成立黨團,以真正地打破僵化與人情利益攀附的地方政治,將改革理想帶進議會。
過去時代力量的經驗還是在「監督」的民意代表角色,我認為更重要的工作是現在必須開始準備問鼎行政權──里長與縣市長。要掌握基層的行政工作模式,從基層與社區工作開始進行公民社會溝通與變革。更要開始盤點幾個目標縣市競選縣市首長的可能性與策略──研究當地的觀點與城市規劃,投注資源與智庫人力,為縣市長選舉擬定政策白皮書。這才是時代力量踏實紮根,從2018年之後蛻變茁壯,朝向問鼎行政權堅定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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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決策委員會(2019.03.01-2020.08.05總辭)政見與落實
一、精進黨內溝通與決策的制度
從制度推動各地黨部舉辦黨員見面會建立,後建立中央黨部與各地主委定期舉辦主委會議,以利地方溝通。並透過實際提案基礎推動決策委員會討論與議程。
二、廣納黨員各方面專才及見解
推動提案以民主基金會補助支持黨內優秀青年參與FAPA『台灣青年世代領袖政治培訓營』。定期透過黨員見面會,將黨員關注議題納入決策委員會議程。亦將黨員關注之全國議題,與智庫協作,納入2020年大選政策研究與討論範圍。
三、持續黨內制度化工程,並從制度體現多元的價值
針對2020年1月黨員大會上所提不同『族群與性別、身體經驗』黨內參與保障名額之議題與其他決策委員分析他黨案例,並請黨代表成立「多元參與」小組,推動多元參與機制
四、茁壯地方組織,中央、國會與地方相互支援與協作
2019年,支持由各地由「辦公室」轉型為基隆市黨部、新竹縣黨部和彰化縣黨部。2020年,支持屏東黨部、花東黨部與嘉義辦公室成立。串接各地議會議題(如建議款執行參與式預算)與中央和立法院黨團,為議題增加認知與曝光。
五、2020年擴大國會席次,堅定守護台灣民主、人權與幸福
支持各地區域立委候選人提名策略,並到各地協助選戰,亦協助時代力量共同政策曝光,衝刺時代力量品牌認同。在基隆時代力量有8.1%支持率,而時代力量全國共獲得超過百萬之政黨票,擁有7.7%支持率、共三席不分區立委之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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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即是開端:給工盟獄中書》
在報上見到九月六日巴士車長被捕之事,喜見新成立的巴士聯會進入公眾視野。雖未能激發集體行動,但可以見到一年下來巴士工會的發展。巴士工會正在不自覺之中,進入範式轉移的階段。「憤怒的巴士佬」漸進入公罪視野。「巴士佬」的「抗爭潛力」本來是被定義出來的,人們總在想像「如果巴士佬_____就掂喇」。然而,當這些「巴士佬行動者」主動出場,巴士佬本人就不再只是被定義者。而工會正是應以此為目標行事。試想像,假如那位憤怒的巴士佬並非偶然遇上警暴,而是早有預謀,結果可以很不一樣。
工運的變革,不是一個技術的問題,而是範式轉移的問題。不是用甚麼app、facebook上面有幾多篇文,電話簿入面「有冇20個積極分子」的問題。而是由政治分析,形勢判斷意識形態,做事習慣開始,一個整體的轉換。
新工會在延續運動上的潛能
過去一年的情況已清楚讓我們見到,在「身份政治」的認同運動之中,「勞工主體」伴隨著香港人主體出現,並以工會這種組織延續。由政治訴求到各種議題的展現。這種勞工主體正在實踐一種新工運的範式的雛型。香港共同體與這種勞工主體相結合,並沒有困囿於個別議題,為香港人主體增添了更多政治經濟內涵。當運動進入抗疫階段,各工會在與各行業公司交涉的過程中,產生了大大小小的矛盾,由是而逐小改變了僱傭關係的內容。而醫護罷工則是不用贅言。而更重要的是。是勞工主體令整體運動中增添了組織化的選項。
在變革的過程中,要觀察的不止是「事件」本身而是「關係」的轉變。因此,甚麼行業有甚麼工會成立,並非重點。「新工會」本人也不是重點所在,而整個浪潮帶出了怎樣的關係轉變,才是我們要考察之處。
醫護罷工是事件,其訴求將封關與裝備結合,並以勞資糾紛為掩護,則是關係的轉變。群眾動員是事件,而其受網絡式號召動員,還是「成為會員」參加罷工則是建立了「另一種」動員關係。酒店工會揭露無牌免檢疫醫護入住酒店,發表住酒店注意事項等,則又建立到自身與群眾的另一重關係。在公投一役中,H&M工會同時將員工手冊修訂的公投與大圍公投並置,並衍生出與資方的談判,則又是重塑既有的僱傭關係。
由是而觀之,「新工會」運動的重點,並非「組織新工會本人」,而是從這些轉變中的關係之中,找出延繽整場運動的潛能,令整場運動的身份、政治、經濟內涵更加豐富,因而有更多元化的矛盾產生出來。當我們在說「延續運動」,說的並不是「延續工運」,而是「整場運動」。當我們在討論範式轉移,必須擺脫既有問題意識,避免既有的、來自既存意識形的疑問,困囿當下的思考。
甚麼是既存的問題意識?諸如「工運在2020年如何走下去?」,「左翼如何延續」、「民生問題為何總被政治議題掩蓋?」之類,便是屬於這一類。這類問題一般基於某些先驗立場,例如左翼有自然的道德優先性,工運不能不存在等,作為出發點,因而得出離常識好遠的推論。但實情是,由於這些假問題本身並沒有群眾意義,使分析上,令工運離民情,或者「整場運動」脫節。
真正的問題是,怎樣的「新」工運,才是對「整場運動」和它的支持者,具有「群眾意義」?現在是否具有這樣的意義?如果還沒有,缺乏甚麼?要處理這些問題,我們首先要避免將「新工運」理解為「工運」。
對,「新工運」並非「工運」本身。儘管其組織形態相似,表面的操作相近,看起來也好「社運工會主義」,但兩者在實際上有不一樣的基本性質。一旦「新工運」成為「工運」,就是「新工運」壽終正寢之時。
工盟的確生於憂患,亦屬於政治化工會。九十年代初,基於八九民運而獲民意;又受惠於港英民主化,一直在議會佔一席位。在主權移交之前,更有不少「成功爭取」的案例,使工盟在成立之初,已奠定了政策倡議-議會工會的模式。即便去到最低工資,仍然顯得這模式非常「有用」。
如何「起家」,基本上決定了該組織的發展路徑。加以政府與民間的互動,令像工盟、退保聯席等團體,可以透過官民互動「摸索」自己的政策目標。「公民社會」亦以不同議題主打,而發展自身的路徑。各家各門,用看似是分工的形態,各自為政。
由於這種所謂「分工」,工會一直在「民主派」這概念之下「扮演」打工者的角色。每逢有政治議題,便樹立起民主工會的旗幟,展示「打工仔(也)佔中」/「打工仔(也)反送中」的形象。然而,在政治上,由於缺乏內部有意義的路線分歧和辯論,又沒有介入到廣大支持民主群眾的主流辯論之中,加上「代表人物」又是公認的「民主派代表」,令工會在實際上,並不存在「政治路線」。「民主派」這概念自2008年起,出現裂變,政黨路線和群眾盡皆分殊,但工會卻自外於這些轉變。自五區公投起,到佔中和2019,都是模糊地參與或不參與,又沒有強調自身與泛民之別,更沒有清理泛民過去的是與非,令工會之間停留在「勞權」的領域,而沒有政治辯論。一旦工會自己「主動入戲」擔演「民主派工人聲音」的主角,便注定會被實際上已官僚化的泛民代言。
崩壞的時刻,我們的角色
2019香港,則是正值制度,法治盡皆坍塌之時。民眾被迫而又主動地以完全體制外的方式,亦是最符合現實需要的方式對抗。民眾依據五大訴求,作出的所有決定,目標是「贏」-一個泛民數十年來不敢達成的目標。
由是而生出來的勞工主體,其衍生並不是為了「在運動中(也)有勞工聲音」,而是啟動上班日為武器。嘗試擺脫勞資的宰制關係,以貢獻於「整場運動」,這便是「群眾意義」。這段時間成立的工會,沒有辦法想像自己可以「參考」既存「工運」過去的倡議方式。可以令他們「成功爭取」。今時今日的官民互動,亦不見得能引導出像「最低工資」那樣的拉鋸。
更進一步,在完全體制崩塌, 人人都有朋友被拉/坐牢的當下,群眾自然對既存泛民式政治感到厭倦。對既存政客的語言和方式感到厭倦,是全世界的現象,為此「感到不值」,是沒有現實意義的。自己甘願跌入這明擺着的牢籠,則是自己的問題-尤其是,當自己內心也不願當「民主派」的時候。
運動走到此刻是範式轉移幾近完成的時刻,而運動的每一部分,不得不面對範式轉移的問題。這並非表面上是否激進/保守便可以量度。但完全有客觀的指標可以量度--「新」工運是否囿於「扮演勞工聲音」的角色?工會之間是否正衍生出路線分歧?有否體現在工盟之中?這些看似是「非勞工議題」的問題,將會形塑「工運」的基調。假如沒有擺脫既存泛民政治的範式,或至少出現活躍的政治分歧。那麼「新工運」好快就會變成「工運」。
跨工會連帶在公民社會
話說回來,儘管上文正在吹噓「新」勞工主體的性質,並嘗試論述成「範式轉移」。然而,實話實說,無論我們再多「工會戰線」的論述,這些一切尚未進入到有充份「群眾意義」的層面。這是因為工會之間尚未有充分條件建立起可有機地帶動跨工會運動的機制或方式。多數工會着眼於與業界和會員的關係,而未有建立「群眾意義」的意識。更有甚者,傾向於依賴既存的路徑。這正是需要着力經營之處。
關於產業圈構想等,同事間已多有討論,不贅。下面略談談運動中的「跨工會連帶」,可以在公民社會中扮演的角色。
活躍的工運,本應海納百川,乜人都有。各種政治路線、策略如能運用這些連帶/聯會機制交流辯駁,其實相當於一個小公民社會。而工會之間沒有像選舉那種簡化而零和的遊戲,政治討論則不會有傾軋之嫌。若這網絡廣而活躍,甚至在公民社會中,長遠敢於作為各板塊的交流平台,而以工運作為一種縫合的介質。另一方面,這些工會又能在公民社會各板塊發揮同樣的作用,但已非在單純「爭取各板塊的人支持勞權」,而是強化網絡和人際關係,建立有分歧但不軌的空間。
這種看似社運工會主義的形態,其實已非既存的路徑。香港式自稱的社運工會主義,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1. 連結各界以社運方式支持工運,如碼頭工潮;
2. 以「打工仔身份在政治發聲」的角色扮演;
3. 連結各界聯席爭取政策改變
新的範式並非內置於新的勞工主體之中,恰恰相反,若沒有對既存範式的考察,根本未必能作公允評價。因此,所謂的建立/進入新範式,並非像「全盤西化」那樣全然摒棄被標籤為舊的東西。目前是「集體談判權」在體制上最沒有可能實現的時刻,但吊詭地,也是三十年來最多香港人注意的時刻。然而,假如我們足夠清醒,會知道得到一個可以通過法例的議會,並不比連結到一群為此而付出的人更有意義。
在觀念認識、客觀考察之外,由於我們的工作不是學術研究或者寫夜貓,而是將事情落實。我們須注意到,最大的障礙往往來自我們日常生活中的習慣。在做「有意義的工作」時,我們慣於遊說自己,日常的工作充滿意義,而忽略了當中是否具有群眾意義。在「整場運動」而言,又是否有真確,而不是自稱的角色。真正有意義,而有群眾意義的工作,必定可以連結到群眾的網絡和資源。在變革的過程,孤芳自賞,先驗地以為自己工作意義非凡,本身就是一種阻力。而檢驗由經驗、既有範式、例行公事、安份守己而來的習慣,正是營造「關係」轉變所必須。
變革的時機只有當下,但時間不會好長。既存的範式已經失效,但並未逝去,而新的範式並不穩定。假如「路徑依賴」成形,則新人也未必走新路。
我有信心,現在是唯一能做到這件事的事刻,亦只有這個團隊少有這種可能性。《暴政史》中引阿倫特一段,且斷章取義引錄如下:
「歷史的每一次終結必然包含着新的開端,這種開端就是一種希望……開端在變成一個歷史事件之前,就是人的最高能力,從政治角度來說,它與人的自由是一致的。」
現在即是這開端。
2020年9月13日 於荔枝角拘留所
鄧建華
註:文中小標題為友人所擬,感謝各方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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